【“文脉颂中华·e页千年”中华古籍善本网络主题传播系列稿件九】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杨庆存

　　古籍善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实践和思考的智慧结晶、珍贵留存，也是人类共有共享的巨大精神财富、深广厚重的文化资源。古籍善本，从一个重要角度，体现和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时代水平、历史进程，以及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正确认识、深入发掘、充分运用古籍善本的人文内涵、文化意义和思想价值，是21世纪国家文化建设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需要，也是时代赋予学界的重大责任。

　　一、古籍善本的概念内涵与认知标准

　　时代在进步，文明在发展，古籍善本的内涵与标准也在随之提升。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刻的人文思想观念，令人叹为观止。一般来说，善本既包含内容、刻印、版式、材质、装帧等各种外在表现形式构成的“器象”，又包含时代认定界限、内容保存状况、校勘水平高下等内在稳定元素形成的基本要求，尤其包含潜在的民族群体之治学态度与文化精神。

　　检索文献可知，“善本”概念的使用始于宋代。宋代著名词人叶梦得的《石林燕语》，在记载藏书之风盛行于世时，称“藏者精于校勘，故往往皆有善本”；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叔祖朱弁撰写的《曲洧旧闻》中，也有“穆伯长好学古文，始得韩（愈）、柳（宗元）善本”等文字。叶氏、朱氏所称“善本”，立足于书籍的整体感觉，着眼于历史久、校勘精、内容多、形制美等多个方面，成为后来判断善本的重要元素与基本标准。

　　“善本”概念的形成出现、认知使用发生在宋代，与宋代文化的繁荣发展和书籍制度的创新发达密切相关。中华文化历经数千载的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以文治国，教育空前普及，文化繁荣发达。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创造发明，颠覆了以往书籍的简牍制度和卷轴制度，册页制得到飞速发展并很快进入鼎盛时期，刻书、印书、藏书、鉴书等蔚然成风。宋代之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历元、明而至清代，人文学术研究渐入佳境。学人尤其注重书籍版本的选择与认定，善本的内涵与标准日趋“实”与“细”。

　　当代文化建设与学术研究的丰富实践，使得学人对善本的内涵与标准不仅有了突破性的新认识，而且在理论性、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方面有了极大提高。20世纪70年代末，学界开始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不仅提出了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的善本“三性”原则，而且列出了“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等九条便于识别和易于操作的鉴定标准。从而，形成了学界高度认可与普遍通行的“三性”“九条”说。

　　进入21世纪，文化强国战略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稳步实施，古籍善本的行业标准乃至国家标准进一步科学化、系统化和定型化；古籍善本资源的保护、开发和运用，也纳入文化建设、文化强国的规划，呈现出鼓舞人心的新局面。

　　二、古籍善本的“体”与“魂”

　　深刻认识古籍善本的文献价值、文化精神和思想意义，必须先认清其文化内涵。古籍善本的文化内涵，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善本，限于版本学基础领域，着眼于书籍自身的外在呈现形式、表现特点和内在要求，强调技术层面可感知、可量化、可鉴定的客观性表征。广义的善本，既包含狭义的判断标准，又深入到善本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乃至背后涉及的诸多文化元素与人的因素。例如创造过程、创造主体、接受群体、社会影响、文化精神、民族特色、人文内涵、思想价值等，由此进入人文精神的更高层面去考察和审视。

　　古籍善本，实际上“善”是灵魂、“本”为道体、“古”乃时限。善本的承载介质是“本”，核心在于“善”。“善”既是定性又是标准，既有量化的元素，又有明德的成分，所谓造福他人，不辞劳苦，自觉奉献，甘之如饴。这不仅是对一部书内容形式、水平质量的总体认定与评价，也是对中华文化“以人为本”“尊道贵德”“天人合一”之整体思维模式、重大文化原则的基本遵循。“善”与“不善”，乃比较而言。就狭义说，善本是相对完整丰满，具有一定创新和领先元素的版本，充满建设性和美学性的正能量。就广义讲，善本又蕴含着不容忽视的多种潜在文化精神、思想价值，传播的不仅是书本的知识系统，尤其体现着民族的创造能力、品德素养和文化精神。

　　以《说文解字》为例。这部由东汉著名学者许慎积数十年之力精心结撰的著作，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理解、传承弘扬和世界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面世当初，就引起很大反响，唐宋明清代有新版，故多有善本。其中，北宋初期徐铉奉诏校定的《说文解字》“大徐本”，影响尤其深广。“大徐本”同汉代许慎新创本、唐代李阳冰刊定本及其他前代传写本相比，不仅在保存内容的量与质上远过前人，而且在校勘的精与细、方法的科学与取舍的严谨上也都略胜一筹，充分体现出既合理保存与继承前人成果，又勇于创新、善于出新的文化精神。

　　由“大徐本”的面世与流传可知：一、古籍善本的形成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是个体、时代与社会等多个方面相互配合、共同努力的文化成果；二、古籍善本的创造过程中，主要参与者往往是从推进民族文化发展的高度出发的，他们甘愿奉献，有着鲜明的文化自觉，以及斯文自任的社会责任心、历史使命感；三、古籍善本的创造过程，体现了主要参与者的文化创造能力和严谨优良的学风，体现了优秀学术文化薪火相传与“天下之公器”的内在规律性，形成了“道”在书中、书为“道”体的文化特色；四、古籍善本充分体现了推进文化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并“泽及当世”“衣被后人”的“文德”“大德”与“至德”，并由此而使“德”成为善本的灵魂。

　　三、古籍善本的“藏”与“用”

　　古籍善本“德魂”“道体”的突出特点、形成历程与世界传播，展示出强大的生命活力和深厚的文化魅力。在历代学人的认识使用与不断创新中，古籍善本发挥出文化传承、人才培养和文明发展的巨大功能，实现了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一言以蔽之，古籍善本重“贵用”而忌“深藏”。

　　就学者而言，正确认识、积极运用古籍善本，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善本知识内容的领先性、治学态度的严谨性和文化积淀的丰富性，既是衣被学林、惠及人类的珍贵资源，又是助力人才成长、推进学术研究、建设当代文化的重要条件。

　　此以《晁氏琴趣外篇 晁叔用词》的校注为例。《晁氏琴趣外篇》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晁补之的词集。晁氏与黄庭坚、秦观、张耒并列为“苏门四学士”，颇受苏轼称扬。晁氏词学东坡，王灼《碧鸡漫志》称“韵制得七八”，《四库全书总目》卷198《晁无咎词•提要》谓“其词神姿高秀，与轼可肩随”，南宋辛弃疾亦受其词风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晁补之的词，虽然成就甚高且广为流传，但向无注本。这次整理校勘与笺注，于版本选择上颇费心思，十分谨慎。校勘者实地调研了国内多家图书馆的藏本，确定以较为完善的吴昌绶双照楼《影宋金元明本词》之《晁氏琴趣外篇》六卷本为底本。同时，用明代毛晋刻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四库全书本《晁无咎词》、丁丙八千卷楼藏《晁无咎词》、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之《晁氏琴趣外篇》、清末林大椿校辑《晁氏琴趣外篇》等对校。除此，还以清乾隆翰林院抄本《晁无咎词》，以及宋代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曾慥《乐府雅词》、何士信《草堂诗余》，明代陈耀文《花草粹编》、清代朱彝尊《词综》等参校。经过反复比勘、精心校对、详加笺注，在前人传播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宋代以来第一个比较完备的精校笺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纳入《宋词别集丛刊》，于1991年2月正式印行，让读者省去翻检之劳，获得有益参考。

　　在《晁氏琴趣外篇 晁叔用词》的整理笺注过程中，前贤精益求精的优良学风、文化创造的开拓精神，无疑会给校勘者以积极影响和启发。类似的鲜活案例，一次次证明：版本的选择与善本的利用，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支撑。休眠于图书馆深柜的一些典籍，就这样被唤醒激活，发挥出助力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的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工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学者。随着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古籍善本逐渐摆脱“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寂寞命运，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深入开发和广泛运用的珍贵资源，成为文化建设的热点。我们期待，古籍善本在当代文化建设与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继续发挥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杨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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