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 勇

　　近日，由紫金陈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在多个平台热播，该剧荒诞喜剧加悬疑犯罪的类型模式令人耳目一新，收获了不少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然而，也有部分评论者尤其是小说原著的读者认为，该剧削弱了原著的“黑色”意味和冷峻质感，将一部表现小人物命运无常、暗含悲剧意蕴的小说简化成了一部喧闹的小品式搞笑剧。两种评价的“反差”既涉及当下文学改编影视的策略，也指向目前悬疑剧类型创新面临的问题，值得深思和讨论。

　　别让悬疑因“套路”而打折

　　近年来，悬疑犯罪类电视剧作品数量众多且不乏质量上乘之作，从较早的《白夜追凶》《无证之罪》，到后来的《沉默的真相》《隐秘的角落》《消失的孩子》《三大队》《错位》，再到近两年的《漂白》《被隐匿的真相》《黑夜告白》等，该类作品创作势头有增无减。但随着此类电视剧数量的不断增多，其中的“罪案套路”和“叙事手法”也逐渐呈现出同质化倾向。当一部主打悬疑的作品因观众对其“套路”的熟悉而不再产生“悬疑”观感时，该类作品的核心“卖点”也就大打折扣。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可以说为此类电视剧创作提供一个新颖的思路。

　　相较于《坏小孩》《无证之罪》等“高智商”悬疑之作，《低智商犯罪》在紫金陈的悬疑推理系列小说中显得独树一帜。小说中，犯罪者不再是心思缜密的高手，而是一个神经质的黑心富商和几组运气不好的“笨贼”。破案者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神探，而是一个在领导眼中“能力不足”甚至“不怎么会破案”的刑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在小说中阴差阳错地接连破获多起重案、要案、大案。不管是黑心富商、命案凶手，还是江湖悍匪、街头蟊贼，都鬼使神差、误打误撞地被他轻松缉拿归案。这样的人物和情节设定注定了这部小说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悬疑推理小说，它既不坚守“本格”，也不完全“社会”，或可将其命名为“荒诞现实主义”派，而且还在众多悬疑推理作品中自成一派。

　　面对这样一部小说，如何将其改编成一部成功的电视剧，至少需要考虑并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小说《低智商犯罪》虽然有“悬疑”的标签，但故事内容的悬疑感并不强，小说吸引人的地方也不是罪犯的犯罪手法和警察抽丝剥茧、逻辑严谨的推理过程，而是各种误打误撞、各种偶然的意外、各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以及各种本不该有交集的人物和事件偏偏就宿命般地交织纠缠在一起，从而引发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若有所思，甚至目瞪口呆的情节。因此，如果按照传统意义上的悬疑犯罪剧进行改编和创作，难免会陷入逻辑推理无法自洽的局面。

　　第二，小说《低智商犯罪》出场人物繁多，多条故事线索并行交错，小说中出场的任何一个小人物都像是故事机器中不可或缺的齿轮，在推动故事运转上皆至关重要。这对于小说的电视剧改编而言也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难点。读者在阅读小说原著时因为有文字的引导不会感到烦琐的人物和情节，一旦原封不动照搬到电视剧中，则会让人感到缓慢、琐碎、冗长。

　　第三，小说《低智商犯罪》的故事看似荒诞，但在荒诞之下却有着深厚的现实观照意味，以及普通人在时代命运裹挟下的生存境遇。或者说，这部小说在荒诞、黑色幽默、爽文感的背后，有浓厚的悲剧意蕴埋藏其中。针对这一点，电视剧改编需要处理的第三个难题在于，如果“放任”原著悲剧意蕴的影像呈现、盲目扩张甚至主动挖掘，就会导致电视剧走向过度的沉重和严肃。而如果完全摒弃原著蕴含的悲剧性，就不得不对其中的人物身份设定和故事情节进行大幅度“修正”，但这样一来剧情的喜剧性也会随之消减，处理不好就会变得不伦不类，不“喜”不“悲”，也不“正”。

　　“漫画式”改编借其形而化其神

　　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在处理以上三个问题时，并没有采用“正面强攻”的方式，而是选择了一种迂回腾挪、举重若轻，依托原著而不拘泥原著的“漫画式”改编策略。这里的“漫画式”改编并不是将文学作品改编为漫画，而是充分吸收和借鉴了漫画艺术中的夸张、变形、反差等表现手法。在改编理论中，“古典式”改编是“得其神”又“得其形”，“现代式”改编是“得其神”而“忘其形”，“后现代式”改编是“借其形”而“化其神”。该剧的“漫画式”改编策略正是“后现代式”改编的实践方式之一。虽然小说原著的内容和内在悲剧精神都没有在剧中得以完全体现和彰显，但如果单独看改编后的电视剧会发现，该剧自有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审美特点和价值旨归。

　　改编者对剧中几乎每个人物都用“漫画式”手法作了形象处理。剧中的正派“男一号”张一昂在小说原著中虽然能力一般运气极佳，但其个人行为表现总体而言也属于合格的普通刑警范畴，而在电视剧中，则通过各种“走神”“呆萌”“强装镇定”等夸张的表情设计和随时朗诵诗歌这一颇具身份反差的行为习惯，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具有“漫画式”特征的人物形象。这样的设计虽然让人物形象走向某种程度的符号化、标签化、简单化，但最大的好处在于画面感强，直观印象深刻，同时也巧妙地回避了对于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挖掘和思考。与此相对应，剧中的反派人物富商周荣，电视剧削减了他在小说原著中官商勾结、精于算计且城府极深等各种复杂的社会性人设，而是通过扭曲的表情、狂躁的动作、歇斯底里的喊叫等将他刻画成一个偏执、狂躁、神经质、严重自我怀疑的“纯坏”商人形象，这一形象同样也具有“漫画式”的特点。可以说，正是张一昂和周荣这两个一萌一邪、一白一黑的“漫画式”人物形象设计，奠定了他们二人以及身后团队泾渭分明的身份和立场，而观众在看剧过程中也就不用担心人设的反转、不用怀疑“内鬼”的搅局、不用思考幕后的黑手，也不用心系主角的安危，只需享受剧情本身带来的单纯快乐，这也让这部剧集充满了一种久违的“成人童话”意味。

　　此外，剧中其他人物的形象设计也都充满了各种“漫画感”，如方超和刘直“笨贼二人组”的设计，一文一武，一粗一细，二人的种种“完美”配合贡献了该剧最大的笑点。反派团队中胡建仁的心思细腻却又心狠手辣，是反派团队各种计划的实际操盘手和执行人，这一人物沉稳阴险和周荣狂躁浮夸的对比形成一对极具反差感的组合。“枫林晚”酒店的法人陆一波和周淇的“苦命鸳鸯”组合也颇具“漫画式”看点，他们身处漩涡中心，是命案的关键线索人物，却时时发挥“恋爱脑”本色，在犯罪集团和警察的双重推拉之下还能“将爱情进行到底”。文物贩子团伙头目朱亦飞老奸巨猾又装傻卖萌，手下的杀手霍正武力无敌但冲动易怒，这二人一老一少、一智一力的组合也是自带“漫画式”的喜感。总之，剧中这些人物形象都在小说原著的基础上有所修改，但正是这些经过“漫画式”处理的人物形象在交织推进剧情的同时，也共同构成了该剧独特的荒诞喜剧悬疑气质。

　　扎根现实成为悬疑喜剧的叙事逻辑

　　成功的喜剧作品一定扎根于深厚的现实土壤，其中的喜剧表达也一定是从现实中生长出来，再由创作者敏锐地捕获并在作品中自然地呈现，而不是刻意生硬地搞笑、弱化人物心智、自以为是地“造梗”，以及毫无来由地煽情。对于悬疑类电视剧而言，若让喜剧风格立得住、形成鲜明创作特质，同样要遵循这一艺术创作规律。

　　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借鉴了“漫画式”的人物设计手法，角色形象整体偏向符号化、标签化、简单化，犯罪悬疑推理过程也像是一部“成人童话”，然而，该剧的喜剧性却并不完全依靠人物形象的漫画式呈现，而是来源于对真实生活质感的清晰体察、对烟火人间百态的独特感悟和对社会现实逻辑的细腻把握。剧集开头，当张一昂的师傅兼领导给他安排工作任务时，有那么一瞬间他的思绪是走神的，这里的“走神”并不是刻意设计只为表现张一昂“神经大条”的性格和行为特征，而是呼应着当下的“加速社会”中长期机械重复性劳作的职场环境造成的一种普遍的“失神症”。方超和刘直的“笨贼二人组”在抢得百万美金和高级会所的无限消费卡之后，决定去会所疯狂挥霍消费一番，然而他们对“挥霍”的认识却停留在“来两箱雪花啤酒”，这看似是一个具有“反转”意味的笑点，又何尝不是认知与眼界被现实境遇牢牢桎梏的真实状态。

　　剧集最后，当所有恶人全部归案，张一昂在众人眼中“封神”，剧情也即将顺理成章升华为英雄主义叙事的时刻，他却作出了一个让所有人不可思议的决定，不是继续留在三江市警局当“神探”，而是坚持回到省里去一个不在刑侦一线的后勤部门工作。剧中的张一昂在这一刻从一个“机械降神”般的“锦鲤”重新回归凡人，回归真实的自己，又似乎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剧外的观众：“锦鲤”的好运不可复制，“成人童话”看完了，平凡的生活还得继续。那些“追剧”的观众也在这一时刻恍然照见自身，然后发自心底地会心一笑。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戏剧影视文学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