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长宇 李颢宇

　　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以荒诞笔触勾勒底层生存图景，将存在主义式的诘问融入市井日常，讲述了一位失意中年男子与一名无处可去的少年因巧遇而相互扶持的故事。影片试图通过主角老郑，展现被边缘化群体的生存焦虑、流量时代的异化困境，以及在笨拙坚守与真挚陪伴中完成的尊严追寻与情感救赎。

《我最特别的朋友》海报

　　然而，影片暴露出的问题并非技术层面的瑕疵，而是创作理念上的内在矛盾：它试图调和纪实与戏剧之间的张力，却导致荒诞沦为表象装饰，让现实失去根基，叙事逻辑、人物塑造与美学风格均呈现出一种难以弥合的割裂状态。导演既想保留写实主义的粗粝质感，又难以舍弃类型化的情节快感；既想塑造具有哲学意味的荒诞人格，又无法摆脱通俗剧的煽情模式。这种创作上的摇摆让影片沦为一锅“夹生饭”，既未触及荒诞喜剧的尖锐内核，也未传递出现实题材应有的社会哲思，在风格游移中显得仓促失焦。

　　叙事溃败：伪纪实的跳脱与断裂

　　从叙事角度看，经典的荒诞现实主义作品往往依赖于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张力平衡。如罗兰·巴特所言，叙事符码的编织方式深刻影响意义的生成。然而，《我最特别的朋友》在符码运用上出现了紊乱。导演让角色手机对准公共厕所、街边饭馆等空间，通过直播呈现出跟拍画面，试图强化对现实的批判。然而，这种将“底层纪实”简单等同于“现实挖掘”的做法，实则是对现实主义创作的一种源于简化认知的误读——画面的真实质感与社会观照之间并无必然关联。

　　影片前半段大量使用手持摄影，模拟一种生活流的纪实感。镜头如影随形地跟随主人公老郑，记录他被小混混殴打、扮演“街道侠”锄强扶弱的行为。这种手法本身并无不妥，毕竟阿萨亚斯、达内兄弟等导演早已证明，晃动影像可以成为剖析社会的手术刀。但本片的镜头运动缺乏内在韵律与情绪关联，仅停留于生活化的随意捕捉，未能激活镜头内在的隐喻功能。当看似自然的生活流记录遭遇刻意设置的荒诞桥段时，二者非但没有碰撞出火花，反而相互抵消。例如老郑举着灭火器喷向烧烤店里的抽烟者、拿着浆糊刷抹向街道上贴小广告的人头等情节，本想通过“街道侠”行为唤醒人们的生活热情，但持续晃动的镜头、写实的街景、路人的反应都将这场极具超现实色彩的举动拉回平庸的现实，荒诞感尚未形成便被消解。正如加缪所强调的，荒诞之人以戏谑的姿态反抗无意义的世界，其行动本身需要具备超越日常的夸张性与象征性。而影片让这种反抗淹没于日常的琐碎细节之中，最终沦为一场尴尬的街头闹剧。更遗憾的是，影片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街道侠”的快意人生，并将老郑的荒诞行为归于“肝癌晚期实现个人价值”的套路，大大削弱了荒诞现实主义的主题深度。导演精心设计的手持跟拍镜头，不仅没有达到纪实效果，还影响了荒诞行为的喜剧效果，导致电影叙事的跳脱和断裂。

　　人物悬浮：表演气质错位与角色符号化

　　人物既是叙事载体，也是风格表达的锚点。福斯特关于“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的论述对电影角色塑造具有启示。一个成功的荒诞式角色，往往需要融合“圆形人物”的复杂性与“扁平人物”的棱角感，其荒诞行为应源于内在逻辑而非外部设定。《我最特别的朋友》在人物塑造上的悬浮感，主要体现在演员的选角偏差和配角的符号化两个方面。

　　主演张颂文在《狂飙》《不止不休》等作品中，以细腻、沉郁的表演风格深刻诠释了小人物的坚韧与悲情，其共情能力与老郑的底层身份天然契合。然而，荒诞现实主义作品的喜剧性往往源于人物在绝境中迸发出的、近乎本能的自我解嘲式生存智慧，需以举重若轻的幽默包裹悲剧内核。张颂文擅长刻画沉重与挣扎的悲情色彩，缺乏浑然天成的喜感。当他装扮“街道侠”进行夸张表演时，观众更多感受到的是人物的辛酸与演员表演的用力，而不是荒诞情境下小人物的幽默。这导致角色的悲情底色与荒诞行为之间产生了一种游离感。这一类角色需要演员能够自然地融合小人物的卑微与狡黠、困顿与乐观，让外在的憨态与内在的清醒形成反差，使荒诞举动既出人意料，又合乎人物性格逻辑，从而实现“以喜衬悲”的深化效果。

　　此外，片中的配角大多沦为功能符号，没能有效支撑起故事情节。老郑的母亲，只是穿着病号服在医院吃饭，几乎没有台词与表情；亮亮心仪的女孩小琴是一个象征“纯真向往”的模糊符号，她的动机无从知晓。依照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型，辅助者、反对者等角色在推动剧情时，自身也应具备一定的性格厚度与独立价值。本片的配角仅作为叙事工具，未能塑造成有血有肉、有情感表达的“人”。这使得影片试图描绘的底层社会图景变得单薄而失真，荒诞行为的生长土壤也因此变得贫瘠。当角色成为提线木偶，其所身处的“现实”便难以令人信服。

　　风格失调：类型拼贴下的思绪混乱

　　影片不仅聚焦跨代友情线的温暖治愈，又关注流量社会下人际疏离的现实议题，但在美学风格上，未能将荒诞与纪实、喜剧与抒情等风格进行有机融合，沦为了生硬拼贴。荒诞现实主义的要义是以荒诞为利刃切入现实肌理，对现实形成深刻的喻指与批判。那些看似“荒诞”的行为，往往承载着对人物内心情感的深度诠释，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需紧密贴合。片中老郑化身“街道侠”锄强扶弱，其本意并非单纯维护社会正义，而是这位妻离子散的中年男人因罹患肝癌晚期，以此作为宣泄情绪的方式——这样的行为逻辑似乎本身就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随着情节的推进，老郑“街道侠”的形象发生了严重异化，从锄强扶弱变为欺软怕硬，让角色从讨喜变得令人反感。这样的设定不仅摧毁了人物形象原本的积极内核，还消解了其应有的喜剧效果。

　　片尾试图通过老郑为救亮亮而牺牲的设计来升华主题，但因风格失调导致情感处理显得突兀，引得观众哭笑不得。在文艺片中，抒情场景往往需要层层递进，通过多次渲染来实现角色与观众的共情。老郑被捅后，一个俯拍他倒在雪地里、亮亮反向运动的镜头，本想强化烘托悲情意蕴。紧接着引入的主观性梦境里，所有人跟随老郑来到球场，高兴地将他反复抛向半空。这段写意镜头本意是让观众展开丰富想象，营造人与人之间和解的美好氛围。但悲喜色彩的快速转换让人难以猛然接受，导致观众在情感上感到尴尬与游离。

　　当文艺片的抒情意图、类型片的奇观段落、纪录片式的影像风格被强行整合时，创作初心和观影结果必然南辕北辙。观众在纪实画面中还未沉浸，即被荒诞行为打断；在荒诞情节中刚获得乐趣，又被突如其来的抒情长镜头拉回现实。这种碎片化表达，无法拼合成具有说服力的社会图景或清晰的情感逻辑，最终陷入表达欲旺盛却焦点涣散的窘境。

　　《我最特别的朋友》聚焦被忽视的底层群体，尝试以荒诞喜剧进行现实主义观照，其创作初衷与题材选择值得肯定。然而，影片在叙事、人物与风格三个维度的完成度均未能达到预期。叙事上，伪纪实手法消解了荒诞内核，套路化情节矮化了现实深度；人物塑造上，主角气质与角色设定之间存在偏差，配角符号化导致情节缺乏张力；风格上，多重美学元素的简单拼贴导致表达失衡。影片搭建了一个颇具话题性的荒诞空壳，却未能与深刻的社会现实及人性洞察形成坚固连接。形式的失衡与内核的模糊，使得影片的现实叩问苍白无力。优秀的荒诞现实主义创作应该在嬉笑怒骂下实现严肃而深切的关怀，在超脱真实的想象中折射出有温度的共情。这既是创作的挑战，也是观众的期待。

　　（作者刘长宇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李颢宇系成都文理学院传媒与演艺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