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瑞峰 杨权

　　仙侠剧《凡人修仙传》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讲述了资质平庸的山村小伙韩立在机缘巧合下踏入修仙门派，凭借过人的胆识与谋略破局升级、热血修仙的故事。相较于原著，剧版的人物形象更为立体饱满，兼具凡人气质、仙风道骨与侠义精神。该剧突破传统仙侠剧的叙事框架，以“凡人”视角展开，通过扎实的叙事节奏和贴近现实的表达方式，引导观众重新审视仙侠精神。然而，由于韩立的成长始终以“利己”为基本逻辑，使得该剧在某种程度上疏离了传统仙侠剧强调道德修养、重视群己关系的主题，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显现出仙侠精神在当代类型剧创作中的失落趋势。

《凡人修仙传》剧照

　　就美学风格而言，《凡人修仙传》呈现出浓厚的中国韵味。剧中法器“神风舟”的设计灵感源于中国古代“仙人乘槎”的典故，阵法“颠倒五行阵”借鉴了商周青铜器皿纹样；武打动作融合了中国古典舞的韵律与传统武术的力道，营造出既灵动飘逸又不失遒劲有力的美学特质；画面构图则借鉴了中国山水画留白、写意等重要技巧。不过，作为类型剧，仙侠剧的艺术追求不应止步于服道化与视觉审美等表象层面，而应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核，引导观众透过美学形式，思考仙侠精神涵养与心性锤炼。遗憾的是，该剧在这一层面的探索尚显不足。

　　《凡人修仙传》打破了近年古偶仙侠剧“言情至上”的创作惯例，强化现实关怀，聚焦个体的内在成长。剧中，“修心-成仙”的主题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深度。韩立所修习的《长春功》口诀“致虚极、守静笃”出自《道德经》，暗示“修仙”本质是“修心”。从这一角度来看，该剧试图传递给观众的核心观念是：人唯有在现世纷扰中持守本心、涤除杂念，才能超然物外，安然处世。然而，具体情节的设置并未有效传达这一价值观，反而可能导致观众产生理解偏差。

　　剧中所构建的修仙世界，存在一套严格的等级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修为境界的高低不仅决定实力强弱，更与寿元长短、社会地位紧密挂钩。基于这一设定，“实力至上”成为修仙界不容撼动的铁律。相比心性纯良、道德高尚的普通人，家世优越、天赋异禀者的修仙之路往往更加畅通无阻。于是，“修仙”逐渐偏离了“修心”的初衷，演变为对灵丹、功法等外在资源的残酷争夺，整个修仙界也被弱肉强食的法则主导：善良单纯的张铁、万小山等人被恶人盘剥殆尽，青纹道人、多宝女等底层散修为了资源背叛同道、杀人夺宝，高阶修士如令狐老祖等也将低阶弟子视作换取利益的筹码。

　　在此逻辑下，剧中人物仙气淡薄，俗念丛生。所谓“仙”，不再是超脱出尘，而与凡尘俗世中充满欲望、内心挣扎的庸碌之人无异。这一倾向在主角韩立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剧作开头借李化元之口点明修仙追求的是“念头通达”，并刻意设置李化元为珍视之人牺牲自我、以身证道的桥段来凸显这一观念。然而，随着叙事焦点转向韩立，为强化“草根逆袭”的爽感，剧作将韩立置身于一个极度内卷的竞争环境中，并赋予其基于生存的精明算计与务实选择的合法性。由是，原本作为剧作“题眼”的“念头通达”被粗暴地简化为不择手段“做自己想做的事”，对天道、人性的深刻思考也被简单替换为“生存优位”的功利化考量。

　　《凡人修仙传》在立意与叙事效果之间的错位，不仅使得“仙风”不再，亦让“侠骨”暗淡。与传统仙侠剧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形象不同，韩立并不具备“以仙人手段，行侠义之事”的精神内核。虽然剧中刻画了刘靖、红拂等愿为道义殉身、符合传统侠义观的正道修士，但由于叙事始终聚焦于韩立，因此，留给观众最深印象的，并非配角们快意恩仇、仗剑天下的侠者风范，而是韩立在七玄门遇袭时“将众人护至身前”的谨慎，以及正魔大战中谋划遁走的“韩跑跑”形象。整体来看，韩立的处世之道虽与令狐老祖“太上忘情”的冷漠不同，但其“不染因果”、明哲保身的原则，显然与传统侠义精神相悖。

　　这种主旨的偏离，很大程度上源于主创团队对市场趋势的过度迎合。如果说此前流行的“仙偶剧”中，仙侠精神常让位于情爱叙事，《凡人修仙传》则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试图迎合当下观众对“大男主”“西格玛男人”的好感，着力将主角韩立塑造成“智者不入爱河”的理性形象。剧中，韩立在成长过程中所作的选择大多基于现实考量。比如，他走上修仙之路，只为让家人吃饱饭；他努力提升修为是为了有能力自保，摆脱他人控制；在奉师命守护王室家族时，他不仅不忘索要更多报酬，还将此视作脱离战事的契机。在情感描写上，尽管该剧渲染了韩立与红颜墨彩环、陈巧倩等人的“BE美学”，但其对待爱情的态度始终是利弊权衡后的冷静回避。

　　《凡人修仙传》虽立足“凡人”视角，为仙侠剧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但也暴露出仙侠精神与当代语境之间的断裂。它越是成功地引发观众对韩立式“生存理性”的情感共鸣，就越凸显出超越性的“仙格”与利他性的“侠义”在当代社会的水土不服。同时，这种裂隙也导致近年仙侠剧创作陷入两难：要么沉迷于神仙恋爱的苦情戏码，要么宣扬“寡王”心态，最终沦为现实生活中个人主义乃至“精致利己主义”的注脚。艺术源于生活，更应高于生活。对于仙侠剧来说，过度聚焦情爱固然不可取，但让主角彻底退回到个人世界、断情绝爱也并非良策。如何塑造立体多元的修仙者形象，如何真正实现仙侠精神与当代生活的对话，进而激发仙侠精神的当代价值，仍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亟需深入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作者杨瑞峰系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杨权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25级本研贯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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