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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闫 伟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长期面临一个需要处理好的问题: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与人物的“个体性”如何实现恰适的对立统一?传统叙事往往倾向于用“事”的逻辑统摄“人”的呈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物沦为了功能性符号。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则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但也更具艺术真诚的路径:以“人”为叙事本体,融合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尝试在纵深层面实现从“以史带人”到“以人带史”的范式转变。

在既往的同类题材作品中,高层的决策、战士的牺牲,其意义首先在于对历史进程的推动。这种叙事模式有其合理性,却暗含一个认识论困境:当历史被预先设定为具有明确方向的必然过程,身处其中的人便失去了真正的“选择”的重量。《伟大的长征》的突破性在于,其通过精心的艺术营造让观众暂时放下对结局的预知,重新走进那些前路未卜的时刻。当过于鲜明的目的性被悬置,人物的每一个判断、每一次选择便重新获得了本应具有的分量,因为长征的过程,本就是一群人在极端被动中不断调整方向、反复研判抉择的艰难求索。
循此创作理念,遵义会议这一历史的转折点成为了全剧的“名场面”。剧作将这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重要会议,落回到一个个会困惑、会反思、敢于承担、有血有肉的革命者身上。其间毛泽东的发言尤为精彩,依托实战经验摆事实、析得失,以朴素通透的逻辑剖析教条指挥的弊端,话语背后是长期在一线征战积累的忧患与清醒,更是一个革命者立足中国实际独立思考的人格力量,而这种力量也呼应着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
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剧的人物形象建构整体经历了由集体向个体、神话向平民、单一向多重转变的过程。较之同类作品,《伟大的长征》处理的是长征这一最具“史诗性”但也最容易滑向“事件罗列”的题材,它却坚定地选择了“人”的优先性。这需要创作上的勇气,更需要一种对历史本质的深刻理解——历史不是事件的集合,而是人的选择的总和。
演员于和伟塑造的毛泽东,正是这一叙事理念的集中体现。开篇瑞金烈士塔旁为儿童团员系草鞋的段落,毛泽东从满脸温柔到笑意渐褪、眼神沉下的情绪变化,被演绎得“克制而扎心”。这一瞬间的力量恰恰来自它的“非事件性”——不推动任何情节,只是一个“人”在面对孩子念出“踏着先烈血迹前进”时,内心复杂情绪的翻涌。作品将镜头停留在这个瞬间,意味着叙事愿为人物的内在性留出足够空间,而不急于奔赴下一个“历史节点”。
剧中的毛泽东形象之所以能够跳出“形似”与“神似”之争,获得较为广泛的正向评价,根源在于塑造时抓住的不是一个“历史角色”的外部特征,而是一个“人”在特定历史处境中的存在状态。演员通过减重带来的“脸颊凹陷、身形单薄”,不单是为了“像”,更是为了接近那个“缺衣少食、日夜操劳”的身体经验。久坐腰痛扶案、看地图时指尖的停顿等一些悉心设计的生活化细节,其功能也不仅是“塑造性格”,更是“消解距离”。当革命领袖作为一个会腰痛、会疲惫、会在月圆之夜遥望星河突然泪流满面的人出现在荧屏上,观众与先辈伟人之间那道无形高墙便开始松动。
该剧还通过普通战士的行为细节,恰如其分地彰显出特定历史环境下人性的底色。其中有场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名女红军借宿沙洲村老乡家,临走时把仅有的一床棉被剪成两半,留下半床给老乡。这不仅是军民鱼水情的具象化表现,更是在极端物质匮乏下具体的人性抉择,因为她们本身也是需要御寒、需要受保护的女性,但依然选择了分享。凡此种种细节,让历史有了“具体的生活质感”。
“人”的回归,在剧集的镜头语言中得到了更为精妙的呼应。如李德出场时“一双脚”的特写,以及博古出场时头顶“快要散架的门架子”等,这些镜头并不直接服务于情节推进,而是以隐喻的方式暗示人物的本质与命运。更值得玩味的是“小孩喝咖啡”的段落:李德友善地让一个孩子品尝咖啡,孩子吐了,毛泽东走进来说“咖啡是好东西,可是当地娃娃喝不惯,那就好心办错事了”。将大是大非的价值判断转化为感官经验的镜头思维,正是“以人带史”在影像层面的外化展现。在这里,历史逻辑不再通过旁白来宣告,而是沉淀为具体的人的身体反应与日常生活。
当然,“以人带史”并非对“史”的消解,而是一种叙事重心的重新配置。当历史进程不再以“必然性”的面目先行到场,人物的抉择反而获得了更为严肃的历史性。剧中,毛泽东因战败而焦虑痛心时那紧锁的眉头和低沉的语速,之所以比任何慷慨陈词都更具张力,恰恰因为它呈现的是一个“在绝境里做选择的人”。历史的意义恰恰蕴藏在那些尚未成为“历史”的时刻中,这便是“以人带史”的底层辩证法。
《伟大的长征》究竟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带来了什么重要启示?那便是以人为中心,不是对历史的降格,而是对历史最深刻的尊重。因为历史从来不是“事”的历史,而是“人”的历史,是人在不确定中做出选择的历史,是人在绝境中创造可能的历史,是那些在“伟大”被命名之前就已经发生的、属于普通人的勇气与坚韧的历史。
(作者系《中国电视》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