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 广

　　《得闲谨制》原名《命运谷之决胜宜昌》，是正午阳光出品的首部院线电影，同时也是导演孔笙、编剧兰晓龙与制片人侯鸿亮这一“铁三角”组合继《生死线》之后的再度携手之作。兰晓龙编剧的《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作品，曾凭借“反传统叙事、人物群像塑造、黑色幽默”的独特范式大获成功。可以说，挂着相似标签、出自相同班底的《得闲谨制》自带成功基因，是一次被寄予厚望的“剧—影”转移。然而，这种范式在从小屏幕到大银幕的转移过程中，却暴露出种种“不适”。

电影《得闲谨制》海报。

　　主题表达的游移

　　无论是《现代启示录》中人性的黑暗，还是《金陵十三钗》中人性的光辉；无论是《八佰》中承载的民族创伤记忆，还是《万里归途》中彰显的家国情怀，优秀的战争电影都有一个统摄全片的主题焦点。《得闲谨制》沿用了《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经典叙事框架，以溃兵为故事起点，通过刻画逃至戈止镇的百姓与日军的殊死抗争，尝试以黑色幽默的风格还原战争背景下的人物群像。然而，当这一叙事框架被移植到电影创作中时，却导致了主题表达的模糊与游移。

　　从溃败撤退到集结反抗，《得闲谨制》看似拥有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但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影片前30分钟几乎都在描写溃逃场景，为后续故事进行铺垫，由此传达核心主题：莫得闲由怯懦走向反抗的个体救赎之路。然而，当戈止镇陷入危机时，影片的叙事重心却骤然转向对人物群像的刻画，因而未能细致描摹莫得闲的内心转变，导致其自我救赎的呈现显得单薄无力。在一众百姓与三个日军艰难周旋的过程中，观众既能感受到平民保家卫国的决心、人性深处的光辉，以及个体命运在乱世中的渺小与无奈，也能窥见国民政府官僚体系的庸碌无能。电视剧或许可以容纳多个主题，但一部时长仅百余分钟的电影，有怎能承载如此庞杂的主题呢？

　　更值得商榷的是，影片中穿插了多段高密度、文艺化的“念白”式金句，如“你会跟着水流，还是逆着水走”“我只是死了，你只是没死”“撕了我，然后再用我的血肉撕了他”等，让主题从口中“说”出来，而非通过影像自然“跃”出来，最终只会造成多个主题的游移不定，以及灵魂主题的缺失。

　　叙事节奏的失调

　　叙事节奏不仅左右着影片的基调，也影响着观众的观影体验。在《得闲谨制》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电视剧的铺陈手法与电影的凝练表达之间的冲突。

　　受经典电视剧叙事风格的影响，《得闲谨制》也对战争之前的境遇进行了铺陈和描写。影片的剧情逻辑围绕百姓失家、安家、保家展开，其中保家本应是最集中展现的部分。然而，影片却对失家、安家的情节进行了大篇幅铺陈。如莫得闲与夏橙的相遇、加固房屋等过多的无效铺陈占用了宝贵的电影时长，不仅导致叙事节奏迟缓，叙事主线迟迟无法推进，也难以快速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失家与安家之间本应有细腻铺陈，却被一组赶路镜头匆匆带过，无法呈现战争导致的流离失所之痛。

　　保家部分本应是影片节奏最紧张的部分，但实际呈现却因节奏拖沓、支线干扰而显得涣散乏力。此部分大体可分为两个情节：莫得闲与村民勇斗日本兵、莫得闲与炮兵大战坦克。这两个情节的比重相当，目的是展现平民百姓奋勇抗战的决心，但影片对主角心理转变层面的刻画有所欠缺，导致呈现出“场面宏大，戏剧作用有限”的效果。日军展开大肆杀戮、百姓以朽戈钝甲对抗钢铁猛兽，这些原本残酷严肃的战争场景，却因太爷爷在战场上赶猪、莫得闲抄起扳手杀鬼子等黑色幽默桥段，增添了几分滑稽可笑之感。同时，肖衍修炮、夏橙寻子等支线情节的频繁插入，不仅导致剧情冗长，也分散了主线焦点。后续莫得闲引日兵进村、旗杆哑火等情节又使村民处于危难中，这些情节逻辑牵强，不仅有悖于保家的初衷，反而更像是为推进剧情而强行设置的桥段。再加上台词密度过大导致观众缺乏缓冲情绪的时间，进一步加剧了叙事节奏的失调与整体观感的违和度。

　　风格元素的杂糅

　　《得闲谨制》在微观抗战叙事方面的尝试值得肯定，然而，其根本问题在于将电视剧的创作思维直接套用于电影形式中，造成剧作与拍摄、主题与人物等多个层面出现割裂，使得影片中多种风格元素相互杂糅，整体观感略显碎片化。影片试图将严肃叙事、平民史诗、工匠精神、黑色幽默进行有机融合，却造成了风格之间的相互瓦解。

　　影片抛却宏大叙事，意在书写平民抗战史诗，剧情内核是戈止镇百姓与日军抗争，然而这种主题表达却与“英雄神话”叙事出现明显断裂。莫得闲多次死里逃生，而除了他一家人之外的其他配角却全部丧生，这样被工具化的配角，又怎能真正凸显平民抗战的主题？这种设定实质上落入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窠臼，与影片所宣称的“平民叙事”背道而驰。诸如“历史本就是人们拿血和着，写在泥巴里的”等充满精英色彩的台词既不符合平民身份，还使得叙事与人物相脱节。“戈止镇”被误认为“武镇”、太爷的疯癫、农具变武器等场景，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举起手来》。这种黑色幽默风格往往带有几分荒诞意味，多用于反讽社会中约定俗成的传统观念，而将这种镜头风格与台词风格置于平民叙事中，显然并不合适，这也导致抗战主题这一大基调的表达显得乏力。

　　《得闲谨制》并非一部失败的作品。无论是镜头语言、场景设计、质感建构，抑或演员的表演，都能看出这是一部匠心之作。《得闲谨制》的困境，本质上是一次怀揣创新抱负却尚未完成的“媒介语法”转换——它未能彻底完成从电视剧铺陈叙事到电影凝练语法、从长篇主题交织到电影焦点统摄，以及从日常银幕观感向沉浸式银幕的根本性蜕变。这次实验，其价值或许不在于一部作品本身的得失，更在于它为行业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参照：对任何一种文艺形式的尝试，都绝非内容的简单移植，而是一场从创作思维到美学体系的自觉重塑。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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