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远

　　由于宠物的寿命远短于人类，宠物的疾病、衰老与死亡是宠物主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宠物题材电影《我会好好的》，讲述了女孩赵小满在流浪小狗“小意”的陪伴下与家庭和解，却不得不与身患绝症的“小意”告别的故事。影片沿袭了宠物题材电影的温暖治愈风格，在内容上与当代养宠青年的生活十分贴近，不仅融入了对“中国式亲情”的探讨，还创新性地触及宠物殡葬师这一新兴行业，对生命价值有着超越性的思索。不过，该片的市场反馈欠佳，也引发了有关宠物电影如何突破煽情套路的思考。

《我会好好的》海报

　　情感补偿与依附转移

　　《我会好好的》中，女孩赵小满与父亲赵补金的和解过程以流浪狗“小意”为核心纽带展开。母亲去世之后，家庭裂痕逐步加深，小满坚持打工攒钱给亡母购买海景墓地，而父亲赵补金沉溺酗酒、颓废闹事，父女间的矛盾不断加深，怨怼与失望在争吵中彻底爆发，家庭关系濒临破裂。

　　流浪狗的意外闯入成为破局的关键，小狗的陪伴缓解了小满的孤独与痛苦，它的忠诚逐渐消解了小满的心理防御。此时，小狗既是小满的情感寄托，也是理想化亲情的投射载体。

　　父亲的失踪成为了剧情的转折点，当赵补金在醉酒危机中被机敏的“小意”解救，不仅唤醒父亲的责任意识，戒酒归家，更促使小满重新认知亲情本质。父女两人完成情感修复，流浪狗由此完成从“外来者”到家庭成员的身份转化，被正式命名为“赵小意”，标志着破碎家庭的结构性重建。

　　此外，影片还通过肖父的支线叙事来建构镜像对照。“小四”是独居老人肖父饲养的宠物狗，肖父离世后，“小四”遭儿女两家相互推诿，这一情节映射了空巢老人的赡养处境，又与主线形成对照——动物的忠诚反衬人类亲情的异化。作为宠物殡葬师，小满在为“小四”入殓时目睹了肖先生的懊悔和悲痛，并被他一句“一家人就活这一辈子，有什么说不开的”触动，主动打破与父亲的情感坚冰。

　　随着“小意”被确诊急性肾病，父女二人再次直面生命终局的抉择。这一情节不仅是宠物病痛的现实困境，更被赋予深刻的象征意义。“小意”病中表现出的诸多行为细节，如痴迷母亲生前吹奏的口琴、以母亲旧衣筑窝、佩戴母亲临终时的毛线帽等，暗示其承载着双重隐喻：既是母亲灵魂的转世化身，又是需要被养育的生命个体。这种颇具“宿命感”的设定使“小意”兼具“养育者的转世”与“被养育者”的双重隐喻，既在生死断裂的母女关系中构建象征性的延续，也成为父女二人创伤调适的媒介，促使他们最终彻底和解，在告别中获得新生。

　　临终关怀与生命思索

　　如果说情感补偿机制构成了影片的表层叙事，那么对生命价值的探讨则构建了其深层哲学维度。对比过往的宠物题材电影，《我会好好的》首次聚焦宠物的临终关怀问题。“小意”病重后，老赵和小满选择放弃海景墓地，倾尽积蓄救治“小意”，然而“小意”在救助过程中却多次出现生理性抗拒，表现出更愿意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享受美食、快乐奔跑；缉毒犬“糖包”因癫痫被送往医院，原主人王海川在明知手术风险巨大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地选择手术导致“糖包”离世。影片借此反思宠物主人“以爱之名”的救治逻辑，以及宠物生命末期决策权的伦理边界：当治疗演变为延续主人心理慰藉的执念，是否已异化为对宠物的控制与剥削？——此种伦理困境亦是人类临终关怀领域的镜像投射。小满妈妈临终前眼神中透露出的解脱，与“小意”接受安乐死时逐渐涣散的视线形成互文，将宠物医疗伦理升华为普世生死观的镜像投射，揭示了人类面对生命危机时的终极矛盾：究竟是依赖医学技术强行延续生命，还是尊重生命自然消逝的尊严？

　　《我会好好的》还隐晦地表达了对死亡的焦虑，既通过“小意”的转世隐喻展现对生命延续的渴望，又以“小小意”的诞生将个体消逝转化为物种繁衍的代偿机制。但影片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借四次宠物葬礼的递进叙事完成创伤疗愈：从机械模仿殡葬流程到为“小意”举办告别仪式，小满通过重复性哀悼行为，将宠物殡葬师职业升华为重构生命意义的情感实践。最终海景墓地的执念被骨灰撒海仪式取代，标志着从物质占有到精神传承的认知跃迁——正如小满的独白“不管什么生命死了，都有人在惦记着他们”，影片揭示真正的生命价值不在于物理留存，而在于情感记忆的永恒流动。

　　叙事困境与创作反思

　　宠物题材电影的核心受众是日益庞大的养宠人群。《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城镇宠物数量超过1.2亿只，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突破3000亿元。这一数据不仅印证了“它经济”的崛起，更揭示出宠物在现代社会中情感地位的提升。然而，宠物主人在实际饲养中往往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从宠物食品、用品质量良莠不齐，到宠物医疗体系不健全；从宠物弃养与救助难题，到宠物引发的社会矛盾等。这些复杂议题，本应成为宠物电影的叙事富矿。遗憾的是，《我会好好的》在创作中暴露出三重断裂。

　　影片试图通过流浪狗“小意”串联起家庭和解，遗憾的是，《我是好好的》中人宠互动被快切蒙太奇简化为刻板印象的堆砌：喂食上等牛肉、蓝莓、圣女果等高价食物的精致摆拍、雨中追逐的戏剧性煽情，与主角“穷苦潦倒”的设定形成荒诞割裂。这种将养宠日常“景观化”为小资生活符号的手法，与影片中的现实生活状态形成巨大反差，严重削弱了影片的现实质感，也消解了宠物作为生命个体的实体性。

　　此外，创作者对宠物相关职业的描摹，暴露出对该行业真实认知的匮乏。宠物医生、宠物殡葬师等职位通常需接受系统培训与资质认证，但影片中宠物医生王海川在老年犬“糖包”癫痫发作时违背诊疗规范，执意进行手术；宠物入殓师对动物遗体的处理仅停留在擦拭毛发、摆放鲜花的仪式化展演，对入殓师需掌握的解剖学知识、微生物消杀、遗体塑形等核心技术避而不谈。这种对专业领域的潦草处理，消解了叙事的可信度，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当宠物医生的专业判断让位于戏剧性泪点，当入殓过程沦为金句输出的背景板，不仅会加剧公众对宠物殡葬“低技术含量服务”的认知偏差，更使得“生命教育”沦为悬浮的煽情表演。

　　当前宠物题材电影仍深陷“灵性奇观”的创作窠臼，无论是《我会好好的》中“小意”能够精准感知人类情绪，还是《再见，李可乐》中“可乐”扳电闸、做火锅、解救狗群等高智商、英雄式的设定，本质都是用拟人化想象强行将动物纳入人类情感叙事逻辑。这种叙事策略与短视频平台上“反叛型萌宠”的风行形成悖论——后者通过记录宠物“不完美”的日常，恰恰折射出公众对宠物行为真实性的关注。而电影对“灵犬救主”“亲人转世”等戏剧性奇观的执着和依赖，实则暴露出创作者对人宠间情感平等的否认，宠物必须被赋予人类思维才能引发共情。

　　宠物电影唯有摆脱“萌宠工具论”的创作惯性，真正将宠物视为具有主体性的生命存在，才能实现从消费主义奇观到生命伦理思考的叙事升维——毕竟，爱的本质从不是将动物驯化为人的附庸，而是在差异中寻找共鸣的可能。

　　（作者王晓远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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