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晋如

　　《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是叶嘉莹先生的自传，读这部书，我们除了可以感知先生矢志中华诗教的拳拳之志，更可以亲近叶先生仁爱温厚的性情。

　　诗教是儒家教育体系的基础。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教之所以在儒家教育体系中占据这样重要的位置，乃因儒家在本质上是性情之学，是通过化育普通人的性情，使得普通人皆有成为大人君子之可能的学问，而最能激发人的性情的，莫善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学者通过阅读、欣赏、仿作乃至创作诗词，会让心灵少些郁塞，少些怨愤，而渐入于光明俊伟之境。叶嘉莹先生命运坎坷，饱经忧患，她在自传中说，正因为从幼年时代就对古典诗词产生了热爱，诗词中所蕴含的感发生命与人生的智慧支持着她，才使她能度过平生种种忧患与挫折。叶先生由她的人生际遇，而体悟到诗词兴发感动的作用，从而走上了诗教之路。她说，古典诗词最宝贵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可以从作者到读者之间，不断传达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生命。读诗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培养我们有一颗美好而活泼的不死的心灵。”她的平生志意，就是要把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的人，她把她内心对古典诗词的热爱化作一点星火，借此点燃了无数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心中热爱诗词的火焰。

　　诗词的永恒之美在于由古通今的兴发感动，而叶先生出生在传统诗学被全盘否定的时代，她不可避免地受到王国维、胡适等人的现代学术思想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把感发心灵的诗词纳入到现代学术的概念系统之中，从此古典诗词逐渐变成研究的材料，而非欣赏、仿作的对象，也就离现代人的心灵愈来愈远。叶先生也曾希望能“在现代时空的世界文化大坐标中，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特质以及传统的诗学与词学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对之作出更具逻辑思辨性的理论说明。”但后来她逐渐意识到，这恰恰与她对古典诗词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与她对中华诗教“兴发感动”效用的认识背道而驰。中华诗词是古典价值和审美的最好载体，从来不需要过度迎合现代性。中国文学从诗骚开始，就是一种纯然的士大夫文学，与世界上其他一切民族的国民文学完全不同，中华诗词以“高古雅正”为其审美极诣，也一直遗世独立于世界文学之外。正因为叶先生不止有现代学术理论成果，更有对中华诗词“兴发感动”效用的深入抉发，才有了她举世无双的诗教成就。后者始终光若初发硎，而前者会随着时间流逝褪去铅华。诗根源于情，诗词的兴发感动，也终将作用于读者的性情，而非思辨理性。

　　叶嘉莹先生用她大半生的生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补上了这重要的一门课，在现代学术的宏观视角之外，对中华诗词进行个性化的精细把握。在二十世纪前期，尚有一些高校的中文系还保留着《诗选与诗的写作》《词选与词的写作》等课程，叶先生本身就是这样的课程的受益者。而随着这些课程的取消，大学中文系所授学科越来越科学化、理论化，现今如果有哪个学者还在像叶先生那样不断创作诗词，并努力去解读每一首古人的作品，他一定免不了坐冷板凳的命运。因为在娴熟运用各种理论研究诗词的学者看来，基于自身创作经验解读古人作品的做法实在太不专业了。万幸的是，叶先生在回到祖国大陆讲授诗词时，早已功成名就，她不需要迎合这样的学术风气，她只是坚定地、细致地，不放过一个典故、一个名物、甚至一个词、一个字地解说诗词，让古人作品中蕴藏着的光明俊伟的人格精神，得到清晰、精准的阐发。

　　哲学家一行说：“诗歌教育是一种技艺，它是对诗歌这种技艺进行传授和启明的技艺，是开放我们的经验、重塑我们灵魂的敏感度、提升我们的理解力和想象力的活动。”叶先生对诗词兴发感动效用的阐发，就是用她自己学诗、作诗的经验、体悟，去重塑普通读者灵魂的敏感度。叶先生说，“作为现代人，虽然不一定要再学习写作旧诗，但是如果能够学会欣赏诗歌，则对于提升我们的性情品质，实在可以起到相当的作用。”当代诗歌欣赏类的著作汗牛充栋，各种诗词“鉴赏辞典”也从来不乏读者，然而这些著作、辞典的作者，从来没有谁获得叶先生这样大的影响力。个中缘由，恐怕就在于叶先生是从生命的层面去理解、体悟诗词，她是先有忧患余生的经历，先有不平则鸣的诗词作品，才有她对于诗词的精妙讲解。只有这样，诗教才能收得住人心，古典诗词的当代意义才能真正得以凸显。

　　叶先生说：“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一条绵延不已、感发之生命的长流。”她毕生之志，就是要让青少年不断加入“来一同沐泳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以使得“这条生命之流永不枯竭”。先生百岁遐龄，登仙而去，但其精魂，却永在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中。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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