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杜晓杰

　　在今年的春节档，张艺谋执导的《第二十条》因题材涉及现实和法律的双重话题而尤为惹人注目。影片以刑法第二十条有关正当防卫的规定为框架，囊括村霸行恶、校园霸凌、当众欺凌等多种可能造成防卫失当的情形，力图以拨乱反正的结局彰显法律的公平正义。然而，对于防卫当事人叙事的“失当”处理，导致题材原本的现实主义冲击力有所消解。

《第二十条》剧照

　　浓得化不开的苦难

　　由于特殊的成长经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苦难方面具有一种“根性”的热忱和优势。因此，当张艺谋将曾引起社会热议的正当防卫议题纳入创作视野，其艺术触觉自然偏转到对防卫人不得不奋起反抗的苦难处境的展露上，并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才华。

　　导演选取了三条极富情感性和现实感召力的叙事线索，支撑起影片的故事框架：公交车司机张贵生因见义勇为造成施暴者重伤而锒铛入狱数年，家庭近乎分崩离析；葛村村民王永强因不堪村霸的长期恶性欺凌将其反杀，面临家破人亡的危局；检察官韩明的高中生儿子韩雨辰为阻止校园霸凌造成对方鼻骨骨折，被公安机关立案处理，可能因此无法完成学业。

　　三条叙事线索涉及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当事人，并与近年社会案件相关联，具有极强的代入感。在叙事进程和视听语言上，导演将大量笔墨用于对防卫人所遭遇苦难的摹写，其中尤以葛村村民王永强一家的故事最为饱满。为给先天聋哑残障的女儿治病，王永强欠下村霸刘文经数额不菲的高利贷。因无力还账，不仅王永强本人备受欺凌，同为聋哑人的妻子郝秀萍更是被刘文经强奸羞辱。故事的详细铺陈和演员的竭力表现，最终使观众与当事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和道德共鸣，对王永强反杀刘文经的行为抱以深切的同情。当赵丽颖扮演的聋哑妻子郝秀萍站在楼顶与恶势力拼死抗争时，一个近乎英雄的殉难者形象在银幕上呼之欲出，成为影片叙事最成功的表征。

　　在141分钟的影片中，几乎4/5的时长都在快节奏、高浓度地展现三组当事人所遭受的苦难、困扰和屈辱，辅以当事人与观众现实人生随时可能发生链接的日常身份，使观众不断陷入“浓得化不开”的恐惧、愤怒、压抑情绪。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绪积累，不断提升着观众对“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光明结局的呼唤，以至于雷佳音饰演的检察官韩明在听证会上慷慨陈词、为民请命时，观众也不由自主流下导演期待已久的泪水，最终完成了情感的升华或净化。

　　毫无疑问，张艺谋从选角、编剧、镜头、调度等方面都出色地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并给予观众强烈的情感回馈。因此，即便在主张喜气洋洋的春节档，该部影片依然以高企的票房和评分显示出强劲的市场号召力。

　　含混暧昧的叙事效果

　　作为一部有着特定目的的现实主义影片，《第二十条》的创作初衷、功能定位绝不仅仅是呈现苦难，而是正如片中韩明大声疾呼的那样，让人民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精神厚植于民心。然而，对防卫人遭遇的偏执呈现和人物设置的失策，造成影片价值表述的含混暧昧和艺术功能的深度弱化。

　　当张贵生为了女儿选择再次上访，却意外因车祸身亡，当郝秀萍为保护丈夫和女儿而从数层高的楼顶纵身跳下以命相搏，当韩雨辰低下执拗的头写下同意道歉的检讨书，全片的苦难叙事压抑情绪到达顶点。但是，随之而来的“法律缘何缺位”“恶人为何有恃无恐”的诘问也毫不意外地浮现在观众心头。此前毫无进展的扫黑除恶工作，在郝秀萍跳楼之后情况迅速得到扭转，就像找到了死结的线头一般，张贵生和韩雨辰的问题也被捎带着解决了。这不得不让人追问，难道苦难的现状只能靠更大的苦难来冲散？越是淋漓尽致铺陈防卫人遭受的苦难，引起观众诘问反噬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这种诘问与反噬，自然不是影片想要达到的效果。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法律尊严的国家机关，也是民众在危险与苦难中呼告的对象。如果影片的初衷是展现法律的公平正义，那么在塑造公检法机关的公职人员时，就应该更多地呈现他们为追求公平正义而付出的不懈努力。然而，反观影片中的检察官群体，高叶饰演的吕玲玲还是无法摆脱“黑道大嫂”的痕迹；王骁饰演的田副检满口官话，只知用冰冷的法律条文敷衍塞责；雷佳音饰演的韩明圆滑世故，在法律和人情的边缘不断试探游走；警队队长李茂全更像是自吹自擂的“掮客”，警察的正义性和威严性不足。

　　深重的苦难加上不太给力的正面群体，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观众心中的诘问和反噬。等到听证会上的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和法学专家再次用冰冷的法律字眼苛责着防卫人的所谓“举措失当”，全片想要扛起的公平正义大旗再也无法在观众心中引起任何波澜。即便影片最后以大团圆结尾，并向观众科普了刑法第二十条的具体内容，也无法挽回含混暧昧的叙事所导致的价值消解。

　　近年来，国产影视剧不断在现实题材领域发力，推出了不少精品力作，也引起了不少纷争。这些纷争的实质，大体集中于作品如何表现现实和表现怎样的现实这两点。电影《第二十条》的问题，也不外如是。要解决上述问题，创作者就要回到“文艺为什么人”这一根本命题上，以更加敏锐的眼光和更加坚定的立场审视现实、回应现实，充分发挥文艺化民心、解民忧的功能，搭建文艺与现实良性互动的通道，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与创新。（杜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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