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　军

　　网络剧《繁城之下》是一部悬疑古装戏，剧中破案技巧在慢节奏的拉扯下已失去了看点，文化失落的沉重超过了情节的悬疑，文化情愫的伸张比道德人性的救赎显得更为迫切，也更为艰难。

《繁城之下》剧照

　　在罪恶滔滔与文化松弛的反向比对中，令人不得不感叹文化与罪恶究竟谁更能蛊惑人心。“繁城”之“繁”，一则罪恶汹汹，二则儒家文风盛行。恰恰这些罪犯就是文化的拥趸，教书的王夫子、行医的程大夫、当官的魏知县等，这些长期以来底层文化架构的支点，却成了犯罪的始作俑者和帮凶，在诱惑、威逼和欲望前失去定力。文化的浸透力、感染力和矫正力日渐薄弱，文化成了门面的装饰、恶人的护身符。文化德性的丧失使蠹县成为活者的地狱，虫害满地，恶人横行。连环杀人案现场留下的《论语》选句，不知是对文人伪善的嘲讽还是礼崩乐坏的哀叹？

　　《繁城之下》以陆直的沉沦和小宝子的复仇为故事主线，探讨了人性奇正与文化改造力之间的关系。当时的人们，弱者诺诺不敢言，苟延残喘；庸者偷奸耍滑，钻营取巧；强者草菅人命，目无法纪；权者党讼纷争，鱼肉社会。权力和暴力笼罩着小小的县城，紧紧地扼住每个小人物的命，上下活得恐惧抑郁。陆直和小宝子都是社会的弃儿，生活在缺乏安全感的底层，但对生活困境的认知和解决方式不同，导致了他们从互爱走向互杀。

　　陆直是聪慧的，也是早熟的，贱籍出身的家奴身份使他能看透一切尊卑和权谋，更懂机变更想跨界生活。当同龄孩子因为偷私塾王夫子的毛笔被打死时，他想到惩罚。当他的举报没有被捕快采纳时困惑了，“原来杀掉一个人却不用受任何惩罚，竟是这么容易的吗？”管家陆忠为了保全他，轻易在他面前杀掉两个人，加深了他对卑贱者命如蝼蚁的理解。作为奴隶，不仅无法为正义呐喊，甚至自己的生存境况也会随时被颠覆。主人陆远暴“鸿门宴”的一番羞辱，粉碎了他 “干少爷”的攀附梦想，也打破了他通过正途获得社会平等的希望。一个少年在一群杀人越货的成人包围下成长，学到的只能是江湖博弈的丛林法则。最后，陆直对于个人尊严的社会性要求远远超过了对财富的渴望，他从心底渴望颠覆社会秩序。当他摇身一变成为“薛举人”之后，彻底获得了“社会平等”。

　　“龟奴”小宝子虽然生活在妓院这种鱼龙混杂的市井底层，但始终收获着普通百姓之间传递的善意和帮助。因此，少年时的他就有了劫富济贫的想法，有了公道意识，这也是作品展示的制衡罪恶的力量所在。小宝子性格淳朴，生命中多遇善人，他与典史宋辰的交谈中指斥世道正义凋零，俗人庸众多被阴谋论、邪论操纵；他费尽周折走上仕途，原本是想通过程序获得正义。只不过，这都是徒劳，士绅文化的光环和法治的昏聩让死者依然衔冤，恶人逍遥。他设计的连环杀人案现场残忍、惊悚，这是来自地狱的惩戒，是对人性泯灭的鞭挞。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讲述了明朝灭亡的症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足技术之不及。”传统文化精髓如果仅仅成为了枯萎的知识教条，无法约束行为、校正精神、浸染人心，那么文化就失去了对邪恶的抵抗和惩处，王阳明先生倡导的心学正是看到了良知被世风侵蚀的危险，黄仁宇提倡的制度技术补救也难以真正解决中国式的人心问题。

　　文化品性的官僚化和趋利化剥离了文化精神，使真正的文人处境艰难，陷入道德的绝境。典史宋辰是个奔仕途的牺牲品，在朝堂权力压榨下被迫背叛友人，冤情昭雪后却背负背叛的烙印，屈打成招留下的肢体残疾和忏悔意识使他清醒地看到真相，“那些溺水而亡的，就真的是无意落水？那些掉进井里的，就真的是意外失足？那些暴病而亡的，就真的是暴病？那些悬梁自尽的，有多少是被抢了田产，被人霸了妻女？还有那些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呢？”冤屈的旧伤使他保留了文人的刚性，想主导杀人连环案，让私仇转化为公案，让法度驱散县城的鬼气邪气。宋辰的查案代表了暮落王朝文人的最后诉求，他愿为公道献祭，死后一首《杏花仙子歌》，依旧对人世充满了欣赏、眷恋和期待。

　　“公道是一条绕远的路”，“良心是这么一种东西，如果说你想卖的话，卖不上什么价钱，但是你若想留，那它可就贵了。”《繁城之下》在市井文化中抖落出人世最基本的生存哲学。渺小的文人或小捕快，凭着良心和堂吉诃德的勇气，开始了拯救一个孤城道德文化的行动。文脉流传的是文心、文骨，不弃文化就是不弃良知，不做沉默的大多数。（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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