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旧常规，探索新思路

——评影片《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李建强

　　心理学上有条规律，对一个人或一件事，如果从陌生推导到另一个陌生，人们可能只会觉得诧异和奇特；但是，如果从熟悉到陌生，人们就会经历一个发现或再发现的过程。新近上映的由上海电影集团制作的纪录片《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无疑是符合后者规律的。宋子文何许人也？国母宋庆龄之弟、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之兄也。在我们的记忆中，他是留美博士，从事文职，曾任中华民国代理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长期活跃在外交界和金融界。现在，影片把他与惊心动魄的“被刺杀”连在一起，就有了一种出人意料的“爆款”效果。可见，影片编导是深谙艺术规律和观众心理的。

　　当然，影片的探求和创意还远不止这些，本文对其看点略作解析：

　　看点一，超越性

　　影片讲述了一起真实的事件：1931年7月23日，“暗杀大王”王亚樵在上海北站精心策划了一场针对民国要人宋子文的谋杀。而在同一时间和地点，日本军部也布下损招，利用中国黑帮势力，行刺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着意嫁祸中国，借机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事件本身扑朔迷离、戏中有戏，足以夺人眼球。然而，导演却并不迷恋这一原生故事，在铺陈刺杀始末之际，借助电影化叙述手法，勾连时空，多线叙事，勾勒出错综复杂、悬念迭起的刺杀疑云，着意捕捉表象之后的历史真相。对于一部非虚构性的剧情片来说，甘愿舍弃暴风骤雨、刀光剑影的剧烈冲突，专注于历史谜团的爬梳剔抉，是需要勇气和冒险精神的。因为舍弃的是最具视觉化效果的“武戏”，追寻的却是见仁见智的“文唱”。也正是在这种开阖取舍中，我们看到作品格局的大小和立足点的高低。试想，如果仅仅满足于刺杀的悬念、案件的重述，那么至多是解开某一桩往事的悬疑，划开历史横切面的一个小口子。

　　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言：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如何讲述比讲述什么更加重要。大历史观的融入和穿行，使影片获得了异常开阔的视野。纵横捭阖的人物交织，交叉错落的武戏文唱，将上世纪三十年代国际国内繁复的宏大背景赤裸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让人们不但看到了国民党高层的明争暗斗，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虎视眈眈，也目睹了民族危亡系于一线、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东方主战场的波诡云谲。这些隐藏在各方博弈之后真相的揭櫫，远比一桩刺杀案的容量更为丰富、更为重要。编导的选择打破了历史人物纪录片的常规套路，不但承担起了历史见证者和记录者的功能，还为拓展历史剧情片的潜在张力和艺术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看点二，场景化

　　美国著名编剧尼尔•蓝道曾说：“作为一种视觉媒体，角色最好是用演出而非解释的方法来呈现。利用精心设计的视觉线索，把看不见的内心转折、隐秘往事和情绪冲突展现出来，效果会比直接说明好很多。”是以，电影理论家们一再强调：电影真正的台词是画面。不过一般以为，用场境、画面呈现而不用话语陈述，只是故事剧情片的专利，殊不知，对于纪录类影片同样也是适用的。

　　因为事件发生的时间并不遥远，《刺宋》涉及的史料和档案应该是较为丰富和完整的，正因为此，一般的编导者很难摆脱对于资料的依赖，走轻车熟道、顺水推舟之路。本片编导却有意弃置使用大量历史资料佐证的手法，以一幕幕场景、一个个桥段为基本单位，将纪录片的真实感和剧情片的现场感结合起来，辅之以历史影像的撺掇组合，真实地重现了发生在1931年诡谲离奇的双重错位谋杀案，将风云突变的大历史、大场面活灵活现地展现在银幕上。行为的逻辑、剧情的发展、场面的调度，达到了很高的粘合度，乃至于我们无法明辨这到底是一部人物片还是一部剧情片，是一部故事片还是一部纪录片。跨类型的操作，使影片风格别具，更使其获得了少有的艺术自由。影片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有故事；关涉的每一桩事件，均有始末。即便是一些过场戏，一些陪衬人物，都有自身的发展逻辑，都有作为历史见证存在的必要。人物活了，整出戏也活泛了。

　　画面感、场景化不仅简洁明了，可看性强，而且使历史更有了感染力和冲击力。无论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民国头面人物，还是国难当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微妙情势，这些淹没在故纸堆里历史生态和人物轶事，因为有了具体生动的影像再现，而有了生命、有了品貌，呆板的文字资料有了形象的迭代、人为定型的人物有了灵动的寿数。历史从来是灌注魂灵生气的，只不过后人的意识定位将其压缩固化。场景化恢复了历史的本真面目，使后来人能够从冰冷的印刷载体中走出来，重新感受到历史的体温和生命的能量。这可能是历史学家们难以完成的任务，却是艺术家们应该担起的职责。

　　看点三，沉浸式

　　沉浸式也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个人精神完全投注于某种活动而难以自拔。沉浸式体验须有三大条件：一是设置玩家的能力要与挑战相配，若能力较低则面临很大的挑战，或能力很高但面临的挑战很低，都无法如愿以偿。二是设计体验过程时，要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能给观众带来强烈震撼的视听冲击，并使其享受身临其境的虚拟体验。三是设计的交互行为有即时的反馈，让人感觉任何互动都有回应。可见，一部艺术作品，要引领观众进入沉浸式体验，并非易事。但是，我们在观赏《刺宋》过程中却感受到了这种体验。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是统筹驾驭。一场刺杀，牵动了数十个人物，涉及事务以海量计，所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编导始终坚持“为我所用”，非相关人物一概不取，无关联事务一律免谈。杂乱中有主线，错落里重联系，虽头绪庞杂，始终一线牵连，由不得观众分心和出戏。

　　二是章回安排。故事的源头起自多年之前，起承转合，时序延宕。若处理不好，便会一盘散沙。编导以古代小说的章回体笼而统之，妙妙手回春。四个章节，外加一个序幕，人物自在自为，分解恰到好处。

　　三是几多设问。对过往繁复历史，今人难免多有疑问，每到关节处，编导总是设问自答，回应可能的疑窦，既及时解答了观众的关注，又使剧情得以顺理成章地推进。

　　四是视角设定。故事的讲述人设定为二：一是历史当事人唐腴胪，全知视角；二是编导自己，客观视角。前者负责历时的编排讲述，后者承担当下的陈说阐发。连横合众，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眼光独到，既提携了原生历史的宽度，也照顾到了目下认知的深度。但需要指出的是：双讲述人的形式，“合理”没有问题，是否“合情”值得商榷。每每编导出面，物换星移，情境宕开，观众难免不明就里，更要命的是编导高谈阔论，生怕观众不理解，耳提面命，难避说教嫌疑，还使影片时不时出现梗阻，可能得不偿失。

　　总之，一部不到90分钟的纪录片，提供了这么多新的看点，作为一个观众，自然觉得值！而历史纪录片到底怎样拍，《刺宋》的探索和实践，是否也为其他电影编导打开了一扇窗户？（李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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