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进安

　　1946年9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以三天连载的篇幅，推出了一首用陕北信天游写成的长篇叙事诗。诗题叫作《王贵与李香香》，作者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名叫李季。

1949年的李季（李江夏先生供图）

　　诗一经问世，便不胫而走。识字的人在油印小报和铅印报纸上传阅，不识字的脚户把它编进歌喉，翻山越岭，随风播散。从陕甘宁边区的一份油印小报——那时的题名还是《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三边民间革命故事》——到延安《解放日报》的连载版面，从案头诗稿化为歌声重返田间地头，这首长诗成为一首真正生于大地、长于大地的歌。郭沫若誉之为“人民翻身与文艺翻身的响亮信号”，周而复称其是“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期的大事件”，是“人民诗篇的第一座里程碑”。八十年来，这首诗被先后改编为连环画、木刻、剪纸、歌剧、秦腔现代剧等数十种艺术形式，在不同的媒介中持续重生、流转、积淀，不断叩击不同时代人们的心弦。

1946年9月22日的《解放日报》（李江夏先生供图）

　　八十年的时光，足以淘洗许多东西。但《王贵与李香香》没有被淘洗掉。它仍在。它之所以在，不是因为它曾被写进文学史，而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从文学史里长出来的——它从大地里长出来，从人民的喉咙里长出来。

一

　　要理解这首诗，首先要理解这个人。

　　李季，1922年8月生于河南唐河县祁仪镇。他的父母在街南头开了一间卖草绳、碗筷、油盐酱醋的小杂货铺。少年李季喜欢在街上的书摊前看书，唱本、鼓词、小说，他都感兴趣，尤其迷恋鼓词和戏曲。他后来在《乡音》中写道：倘若不是在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蹩脚”演员——去唱戏，曾是少年李季的一个理想。

　　1938年，十五岁的李季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太行山上党盆地八路军游击大队，后来又转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太行山的战斗间隙里，他没有放下笔，别人休息时他练习写通讯或散文。1942年，他进入晋东南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研究班。同年五月，日军对太行山发动残酷“扫荡”，他亲眼看见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被炮弹击中牺牲。那一年，他二十岁。

　　1940年秋“百团大战”时李季手绘的地图。（李江夏先生供图）

　　1942年底，李季撤退到延安。也正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拨开了延安文艺界思想的迷雾。这个讲话对李季意味着什么，他当时未必完全说得清。但他后来走上的道路说明了一切——他不是在会议上听懂了这个讲话，而是在土地上、在民歌里、在跟脚户一起走过的运盐道上，慢慢把它听懂了。

　　1944年秋，李季从三边调往盐池县政府，任政务秘书。盐池县位于陕甘宁边区西北部，是“三边”分区的组成部分。那里有一眼望不尽的老黄沙，穷人多，富人少。那里的人唱信天游。

　　李季时常背起行囊，与骑驴赶骡的脚户同徙，傍长城之长，行沙碛之野，听时高时低的信天游调子在旷野间散落。窑洞口歇脚之际，山坡上剜菜之时，他都驻足俯身，“亲自听唱，边听边记”。那些记在粗糙马兰纸上的民歌，前后累计有三千多首，字小得像米粒，排得密密匝匝。他归纳道，学民歌得靠“整套地学”：要追溯它产生的年代，观察当时的世风，通晓当地的风俗，熟悉它的语言，甚至考证它流传的经过，这样才算真正读懂了一首歌。

二

　　1945年隆冬，李季白天干完繁重的公务，晚上点起一盏麻油灯，熬了二十多个夜晚，完成了一篇用信天游形式写成的长达七百四十多行的叙事诗，题目是《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

　　这个题目本身即构成一种信天游式的起兴。太阳不会从西边出来，但穷人要翻身。这件事，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要确定。

淮剧《王贵与李香香》剧本

　　1946年夏，诗作经作者自己改编分段后，在《三边报》上连载。同年九月，改名为《王贵与李香香》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全诗分三部十三章，它写的是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农民的革命斗争：王贵与李香香的爱情、崔二爷的压迫、游击队的战斗、翻身与解放。

　　但真正让这首诗活起来的，不是它的故事——故事本身并不复杂——而是它讲故事的方式。

　　信天游是陕北的民歌形式，两句一节，自由灵活，比兴丰富。李季把它拿来，没有简单地套用格式。他辨识出，劳动人民自有一种情感方式：热情坦率，爱憎分明，出于本心。王贵的“杀父深仇子要报”，是传统民间复仇主题在当下的延续与再造；香香身上的刚烈和坚贞，则是民间女性历来被传颂、被珍视的可贵品性。至于“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这一句把阶级解放同个人幸福合而为一。革命的道理不是贴在表面的标签，而是从人物的命运里长出来的。

　　这就是信天游的力量。它不是书面语，它是说出来、唱出来的。

三

　　《王贵与李香香》发表后，震动了解放区文学界，也传到了国统区。茅盾称这部作品为“民族形式”的史诗。孙犁认为，作品“是真正与当地群众血肉相连，呼吸相通的”，诗人“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造之子，是大地和人民的儿子”。

剪纸《王贵与李香香》（华月秀作）

　　这些评价不是客套话。它们指认了一个事实：在《王贵与李香香》之前，中国新诗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一首诗——它用农民的语言讲农民的故事，用民歌的形式承载革命的内容，让不识字的劳动者成为诗歌的真正读者和传唱者。它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文学创作结出的最早硕果之一，在我国叙事诗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将鲜明的时代色彩、深厚的革命内涵和质朴的民歌形式融为一体，为中国新诗的民歌化、民族化、革命化和大众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但《王贵与李香香》的意义，不止于文学史。

　　它回答了一个问题：文学属于谁？

木刻《王贵与李香香》（严涵作）

　　在很长的时间里，文学属于识字的人，属于有闲的人，属于城市里的人。农民不识字，他们的声音就进不了文学世界，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爱情与仇恨，他们的挣扎与梦想，在文学的世界里是缺席的。《王贵与李香香》打破了这种格局，它把笔交给了一个农民的儿子——李季本人就是小杂货铺出身——它把形式交给了农民唱了几百年的信天游，它把读者交给了那些不识字但会唱歌的人。

　　这就是“人民翻身与文艺翻身的响亮信号”。

四

　　八十年来，《王贵与李香香》的命运，恰好折射出“人民的文学”在不同时代的处境。它曾被高高举起，也曾在某些文学史里被渐渐淡忘。但有趣的是，每当人们重新追问“文学为了谁”这个问题时，这首诗就会重新浮出水面。

　　这不是偶然的。

　　《王贵与李香香》有一种品质，是许多文学作品所没有的：它不怕被忘记，因为它从未离开过大地。只要还有人走在陕北的山梁上，只要还有人唱信天游，只要还有人在窑洞口讲起王贵和李香香的故事，这首诗就活着。它不需要被供奉在文学史的殿堂里才能存在——它活在民间，活在声音里，活在传唱中。

周令钊为蒙文版《王贵与李香香》绘制的插图

　　1952年李季到玉门油矿任宣传部部长，写了《生活之歌》《玉门诗抄》《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他披着一件老羊皮，奔向苍茫戈壁，把石油工人的生活写进诗里。

　　他曾说：“就是心脏停止跳动时，也将是人有尽时曲未终！”1980年，李季病逝。他的病榻旁还放着一篇题为《三边在哪里》的稿子。三边在哪里？三边在陕北的黄沙里，在信天游的调子里，在每一个把《王贵与李香香》唱出来的人的喉咙里。

　　八十年前，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用一盏麻油灯、一叠马兰纸、几十册抄满民歌的笔记，写了一首诗。他没想到它会成为“里程碑”——他只是想让他身边的人，那些赶骡子的脚户、挖野菜的婆姨、扛枪的游击队员，能听懂这首诗，能唱出这首诗。

　　他做到了。

现代秦腔剧《王贵与李香香》剧照

　　今天，我们纪念《王贵与李香香》发表八十周年，不是纪念一首写进了文学史的“经典”。我们纪念的，是一个诗人伏在大地上的姿态，是一首诗回到人民中间的旅程。

　　大地之子，人民之声。这八个字，是李季的一生，也是《王贵与李香香》八十年来从未中断的回响。

　　（作者许进安系央视纪录片《冯友兰》导演，《百年巨匠-冯友兰》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