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雍

　　作为一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献礼之作，邵泽辉、温琦导演的话剧《破风》不可谓不用心。不管是在选材还是在呈现形式方面，《破风》都颇有亮点，为革命历史题材戏剧的创作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遗憾的是，从整体戏剧美学风格的完成度来看，《破风》更像是多个片段与节目拼凑而成的“情景晚会”，缺乏相称的戏剧品格。

　　本文着重对《破风》的得与失进行反思，进而探讨今天的我们要如何在舞台上呈现那些波澜壮阔的历程。

话剧《破风》剧照。（图片源于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

　　具象化“听风者”：一次值得肯定的创作突围

　　在《破风》里，“风”代指的是电波，“破风”由此指向的是红军破译员和报务员在长征路上所担负的情报与通讯工作。尽管我们的影视作品里不乏“听风者”的身影，但是对于长征题材戏剧作品来说，这或许还是第一次将灯光聚焦于这些“幕后英雄”。

　　相比较之下，谍战类型的影视作品已经发展出较为成熟的有关“听风者”的视听语言，如何将监听、破译这类以智识活动为主的工作转化为舞台语言，无疑是《破风》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话剧《破风》剧照。（图片源于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

　　为了弥补智识活动本身的呈现之难，编导选择将“听风者”的故事纳入到长征之路中，从湘江到遵义，再到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在这一过程里，《破风》做得较好的有两点。

　　其一，注重将一些历史细节在舞台上体现出来。以湘江战役为例，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战士们不得不携带大量物资进行转移，严重拖累了行军，从而造成大量伤亡。这些历史细节的设计，赋予了话剧以历史的触感。

　　其二，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甚至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尽最大程度去还原历史现场、呈现战争，以期在视觉与情感层面打动观众。当小战士虎子牺牲的特写镜头经人工智能辅助润色后出现在大屏幕上时，画面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感染力。

　　正因为《破风》呈现了这样一段艰难的跋涉，红军战士的勇毅、“听风者”们“人在，电台在”的信念，才变得更为具象化，直抵观众心灵。

　　间离效果，被降格成了“历史课堂”

　　面对破译、监听这类很难舞台化的智识工作，《破风》搬出了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作为“救星”。一位演员既可能沉浸地扮演不同角色，又可能随时跳出角色，站在“旁观者”的视角，转化为讲述者。

　　由此出发，无论是有关军委二局、三局的发展历程，还是有关“破风”的肌理，抑或是关于长征的历史细节，都通过讲述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解释说明”。这样的做法看似巧妙，实则隐含着一种戏剧性的危机。

　　布莱希特当年在剧场使用“间离效果”的出发点，是为了让观众更好地完成对戏剧本身的思考，激扬起观众的思辨，而且“间离效果”也并未完全放弃虚构的权力。

　　可是在《破风》里，“间离效果”被严重降格为“讲述背景”和“讲解知识”，剧场也随之被降维成了“课堂”，我们这些原本应该成为“参与者”的观众，只能如同学生一般去听舞台上的人复述历史课本、讲述密码学。

　　问题在于，观众并不是来听课的，《破风》也没有能力去做老师。大段大段的剧情不用戏剧性语言去呈现，而是一味地依赖于“跳进跳出”，其结果只能是让观众感到疲惫。

　　舞台上的艰难跋涉虽然推动了剧情发展、塑造了英雄形象，但戏剧性本身并未随之推进，更多的是对历史进程的复述，以及对苦难的重复化表达。这对于一部话剧作品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大杂烩式的舞台形式，难掩戏剧内核的孱弱

　　尽管戏剧是综合艺术，但“综合”的前提是作品紧密围绕着一个戏剧性核心展开。

　　除了前文所提及的“间离效果”和丰富的多媒体设计，《破风》中还出现了作为一支队伍的“歌队”、戏曲身段与演唱……虽然这些“综合”设计确实让舞台更加具有吸引力，但由于其并未能有效地为戏剧性服务，最终沦为了“晚会式的大杂烩”，反而进一步衬托出戏剧内核的孱弱。

　　以《破风》中排长初次亮相时的戏曲身段为例，动作本身很漂亮，此后他演唱的戏歌也颇受观众欢迎，二者都形成了不错的剧场效果。

　　可是，对于一部以现实主义为基底的戏剧而言，一个“超现实”的戏剧性动作倘若并非生长于角色自身的血肉与规定情境的内部逻辑，那么它对整部作品来说无疑稍显突兀，容易分散观众对角色和正在发生的故事的关注。

　　片段化的故事，拼不出真正的 “人”

　　《破风》更深层的问题，还在于其故事的片段化。纵观全剧，作品似乎是由一连串场景拼接而成。一会儿是排长因虎子砸坏电台而震怒，一会儿是编码规则的讲解，一会儿是过湘江的场面……

　　除了1955年采访带来的倒叙部分之外，其余事件虽都按历史时间线推进、都围绕电台展开，但是事件与事件之间并没有建构起有机的因果逻辑。加之每个场景都堆积了相当丰富的手段，反而使整部作品的整体性遭到进一步的消解。

　　值得注意的是，《破风》的问题并非个例，许多革命历史题材戏剧也容易在创作上落入“片段化”的陷阱。这些作品往往先设定一条历史时间线，再找出这条线上发生了哪些事件，挑选出来之后，用丰富的手段加以“包装”，便推上舞台。

　　这些事件本身固然感人，可是一部戏剧如果只是由“一段又一段的感动”拼凑而成，那么其距离真正的戏剧美学，已经很远了。

　　选择以小切口切入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选择将呈现难度极高的“听风者”的故事搬上舞台、选择以丰富的手段与充沛的情感调动观众的认同，这些都是《破风》“破解”出的一半答案。可是，由于另一半答案的缺失，终究导致《破风》难以成为今天的“新经典”。相比于《破风》的成功，或许其失利更值得今天的创作者反思。

　　寻找缺失的另一半答案：看见人的理想与悲怆

　　历史提供了时间线，提供了故事背景，也提供了历史人物。可是，历史人物从来不等同于戏剧人物。

　　如果要让一位历史人物走上舞台，我们不仅要做到尊重历史真实，还必须让这个历史人物转化为戏剧人物。而对于戏剧人物来说，要有自身的行动性、要有自身的意志、要有自身的矛盾与冲突。

　　可是在《破风》里，每个角色都近乎以概念化的面目出现，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情绪，但是我们看不到其内心深处的波动。

　　同样值得追问的是，戏剧着重于对“人”的塑造，可包括《破风》在内的大部分革命历史题材戏剧，最终往往是用事件的结束来作为“句号”，却没有考虑到戏剧中的角色是否在此走完了属于其自身的“英雄之旅”。

　　许多革命历史题材戏剧将尾声定为胜利时刻，这的确振奋人心，但对于一部文艺作品来说，既需要历史的胜利，也需要个体的胜利。

　　所以，《破风》所要寻找的另一半答案，或许就藏在舞台上的这些“听风者”之中，藏在他们作为个体的理想与悲怆之间。

　　当然，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一直以来都是难点。对此，本文无意也无力给出什么“金科玉律”——艺术创作本身也并无标准答案，只是借着《破风》一剧浅谈一点自己的思考。最后，尽管《破风》存在诸多问题，但我仍愿向敢于挑战这一难题的创作者们致以敬意。（张 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