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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 萌
作为一部科幻惊悚剧,美剧《同乐者》(英文名为Pluribus,意为“众多”)不以骇人的场面与绚丽的特效取胜,而是用高概念设定与强戏剧冲突,直击观众内心,让人不寒而栗,反映了当下消费泛滥、审美趋同与社交坍塌的现实生活。

《同乐者》海报
温柔的同化
一种来路不明的外星病毒,几乎瞬间感染了所有人类。但这种病毒并不致命,反而为人类构建起一个诡异的“乌托邦”:感染者共享思想与记忆,大家行动一致、毫无冲突,所有纷争与战争自此消失,世界一派祥和。这便是片名“同乐者”的由来。全世界仅剩包括小说家卡罗尔在内的十三个人因不明原因免于感染,暂时拥有独立的意识与思维。
这场“同化狂欢”精准契合了哲学家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一书中对当代社会的尖锐诊断:当“他者”被消解,同质化的暴力便席卷一切,最终出现的只会是“同者”的地狱。所谓“同乐”,不过是一场消解个体、献祭差异的集体共谋。韩炳哲指出:“同质化的扩散对社会造成侵害,带来危机的不是退隐和禁令,而是过度交际与过度消费;不是压迫和否定,而是迁就与赞同。”
“他者”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他人”,而是那些与我们存在差异、敢于质疑、打破自我的独立存在,其核心价值在于“否定性”。他以冲突、疏离、未知的形式,为自我提供边界,为思考留存空间,为生命注入张力。然而,这种“否定性”,恰恰是“新自由主义”所不允许的。新自由主义将效率视作唯一的价值,要求个体按照统一的绩效标准塑造自我。“他者”的否定性与异质性,对资本循环与生产效率造成了阻碍。
为了消除这种阻碍,新自由主义通过超交际、超消费、数字化等方式,打造出一个同质化的社会空间。《同乐者》中的外星病毒,正是超交际、超消费、数字化的集中映射。它以“精神胶水”的形态,将人类的思想、记忆、情感粘合成单一的意识。感染者失去个体意志,不再有独立的欲望,没有差异化审美,世界由此陷入没有“他者”、没有差异的封闭中。所以,同质化的暴力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暴力”,而是“温柔的同化”。大数据算法、消费主义、社交媒体合力构建起一个“茧房”,让人们只接触与自己相似的观点与生活方式,差异被消磨,争议被消音,“他者”反而被当成需要屏蔽的噪声。
爱欲的死亡
卡罗尔是仅存的未被感染的人类,拥有独立的意志、复杂的情感。她珍视与海伦的专属记忆,也会厌恶自己的作品,更拥有愤怒、悲伤与痛苦的情绪。这些独有的情感与独立的判断,正是她作为“自我”的核心标识。但是,在同乐者构建的同质化世界中,这些差异使她沦为“异类”,悲伤与愤怒也成了“原罪”——每当她向同乐者发泄情绪时,周围的同乐者便会突然抽搐、休克甚至死亡。这让卡罗尔陷入一种道德困境:如果捍卫自己的情感,便成为无意识的屠杀者;如果放弃个体情感和情绪,便是向“同化”低头。
“他者”消失后,因缺乏参照与坐标,“自我”不再存在,情感也随之变得一文不值。卡罗尔的反抗似乎也失去了意义。在韩炳哲看来,情感尤其是爱欲,始终是面向他者的,指向一个神秘的、不可掌控的、全然“他性”的对象。当“他者”消失,人际关系便趋于透明化,那种带有冒险性、能重塑自我的“他者之爱”便消失了。
在《同乐者》中,海伦死后,她与卡罗尔的专属记忆被所有感染者共享,独属两人的私密空间被公之于众。同乐者通过共享记忆,精准拿捏卡罗尔的情感软肋,以“无忧无虑”为诱饵,用情感陪伴、享乐主义等温情手段,诱导卡罗尔放弃个体意识。同乐者故意安排长相、性格都与卡罗尔小说中的人物极度相似的感染者佐希亚接近她,以投其所好的浪漫情感为糖衣炮弹,企图“捕获”卡罗尔。然而,“复制的温情”终究无法替代“真实的爱意”。
真正的爱,源于两个独立个体的碰撞与共鸣,源于“他者”的不可替代。当记忆可以共享、情感可以复制、约会场景可以还原,“他者”的独特性被抹去了,爱便沦为同化的工具,失去了其本质的生命力。卡罗尔对佐希亚的短暂动摇,本质上是对“他者”的渴望,只是她最终发现,这份“独特”不过是为她量身定制的镜像,是同乐者的虚假模仿。因此,尽管周遭看似充满了同类,她仍深感孤独。这不仅是卡罗尔的困境,也是其他几位免疫者乃至当下所有人的共同难题。于是,在十三位免疫者当中,有人因为承受不了这份孤独,主动选择转化为同乐者。
他者的声音
《同乐者》是以概念取胜的,其引人入胜之处,并不在于讲述了一个善恶对立的科幻故事,而在于以科幻为镜,映照出人类当下的社会困境。我们渴望社交,却只愿意接触与自己相似的人;我们追求快乐,却只愿意接收让自己舒适的信息;我们标榜个性,却在无意识中沦为群体的复制品。就像《同乐者》中的感染者,我们在肯定性的狂欢中,逐渐失去了面对他者的勇气,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最终沦为同质化的牺牲品。
目前,《同乐者》已播出第一季,尚未揭示免疫者未被感染的原因,也未给出一套完美的救赎方案。但卡罗尔的坚守,已然传递出一种微弱却坚定的力量。当整个世界都在追求“同乐”的同质化,坚守个体的差异,守护他者的存在,或许才是对抗同化、守护人性的唯一出路。毕竟,一个没有他者的世界,再盛大的狂欢,也不过是一场没有灵魂的葬礼。
在《他者的消失》的最后,韩炳哲为“他者的消失”给出了一个简易的解决方案,即倡导“倾听”。倾听是主动的,“‘我’首先必须对他者表示欢迎,也就是说,肯定他者的‘他性’。然后‘我’将听觉赠予他。倾听是一个馈赠、一种给予、一份礼物。”“倾听者是一个共振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者畅所欲言。”所谓倾听,就是追求和而不同的共同体,它允许差异,允许他者发出不一样的声音,唯有如此,人类的生命才能拥有真正的张力。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