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艳丽 甘林全

　　由剧作家常剑钧创作、广西戏剧院创排的壮剧《香樟树下》于2024年8月完成首演，并持续性地产生着社会反响。剧作以1980年广西河池宜州屏南乡合寨村创立中国第一个村委会的历史事件为故事原型，通过建构独特的叙事时空体和塑造生动丰富的人物群像，彰显从“挖穷根”到“振兴梦”的时代主题。它在历史回响与当下在场的对话融合中完成了合寨村从基层民主治理萌芽，到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的历程，再现了跨越40多年民主治理和发展的文化记忆。

　　建构独特的叙事时空体

　　任何时空里的事和物本身是不会记忆的，它们作为特殊的表意符号，却可以营造诱人回忆的氛围，充当激活或激发主体记忆的催化剂。叙事是指承担一个或一系列事件的叙述、陈述，是口头或书面的话语，它的根本作用就在于将真实混乱无序而且经常是没有意义的发展变得有序。文化记忆生产需要地点空间化和历史叙事化的建构。《香樟树下》通过香樟树、石碑、犁头钟等空间、意象系统符号与回环叙事结构的巧妙融合，建构出跨越40多年文化记忆的叙事时空体。

　　香樟树在剧中承担着历史见证、精神象征、仪式空间等三重功能的核心意象，也是作为文化记忆的神圣之地。从历史见证功能看，这棵“历经数百年仍枝繁叶茂”的古树，以生物学的长寿性成为历史记忆的物质锚点。它既见证了20世纪70年代末合寨村的困境，也见证了1980年中国第一个村委会成立的历史瞬间。“尾声”中“香樟树投下斑驳光影，将韦光春等五人镀成古铜色的雕塑”的舞台设计，他们在树影中形成跨越40多年时空的群像雕塑定型画面，显现出他们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历久弥新。从精神象征功能看，香樟树常青特质与壮族文化中神树崇拜的民间传统形成互文。在壮族民俗中，古树常被视为村寨的精神图腾，承载着祈福避灾、凝聚族群的文化功能。剧作将香樟树转化为基层民主精神的象征，如“老树新枝沐春风”台词所喻，上世纪80年代初期“民自为主开新篇”的勇气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数字赋能的创新，本质上是同一精神传统的延续与生长。这种象征处理使抽象的民主精神获得了可感知的文化载体，避免了精神价值表达的概念化。香樟树具有重要的仪式空间功能。剧中所有的民主实践场景，从最初商议成立村委会的集会到成立村委会时的公开选举投票，再到对当下的“腰包厚了乡愁薄”等问题的探讨，均发生于香樟树下。这一空间选择具有深刻的仪式意涵，它既与壮族树下议事的传统习俗相呼应，又通过重复出现的场景设置，强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实践的神圣性与连续性。香樟树超越了物理空间范畴，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时空容器，是剧作叙事时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剧中石碑与犁头钟作为微观的记忆形象，实现了文化记忆从储存到功能性的关键转化。石碑是村规民约的物质化呈现，它的设立既促进合寨村20世纪80年代初“歪风邪气一扫清”，又以其村规民约精神涵养和助力当下数字农业等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精神力量始终深刻影响着村民行为。犁头钟的叙事功能聚焦于听觉维度，其从“久未敲打”到“苍凉鸣响”的变化，构成了记忆活化的戏剧化隐喻。开篇部分“犁头钟声已不灵”的台词与舞台上沉默的钟体形成互证，象征着传统治理秩序的失效。当韦光春等人决定重新订立村规民约、成立第一个村委会时，钟声再次响起标志着被尘封的治理智慧重获生命力。钟体的物质性与听觉性形成双重确认，使它的功能记忆激活，获得了立体性的艺术表达。犁头钟声声响变化与合寨村的民主管理进程形成了巧妙呼应。

　　《香樟树下》采用“当今—过去—当下”回环式叙事结构，践行了保罗·利科“三重摹仿”理论的叙事逻辑。叙事意义的生成需经历“预塑形—塑形—再塑形”三个阶段，“预塑形”建立叙事张力，“塑形”通过情节编排赋予事件意义，“再塑形”则实现文本与读者的意义共鸣。《香樟树下》通过开篇“当今”时空的设置，呈现了合寨村经过40多年民主治理实践后的崭新面貌，这就构成了“预塑形”环节，它既是一个剧作的叙事悬念，也为后续展开的对“过去”的回溯确立了问题导向。剧作又通过“自从分田到了户，各家只扫各家屋”的台词完成时空切换，将观众带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合寨村治理困境当中。那时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管理职能陷入瘫痪，村规民约形同虚设。剧作又呈现了成立村委会、村规民约重订等举措解决了困境，完成了叙事“塑形”，为当下的困惑提供了历史答案和精神动能。通过“问题—溯源—解答”的叙事链条，让分散的历史事件获得了逻辑统一性。剧作“尾声”呈现“当下”新图景，合寨村通过发展数字农业、创办植物工厂等实现治理升级。“当下”的韦光春、蒙普通、韦算盘、酒姐等当年为成立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不断奔走的主要成员，在香樟树下，既看到过去的历史场景，又看到了当下的美好景象，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完成了意义对接。剧作从问题溯源到现实答卷的叙事闭环，将分散的历史事件与现实片段整合为具有意义张力的时间整体，实现了“再塑形”的意义生成。

　　塑造生动的人物群像

　　《香樟树下》塑造了生动的人物群像，演员们以精湛演技将人物的喜怒哀乐展现得淋漓尽致，引发强烈的思想情感共鸣。文化记忆需通过具身化实现建构与传承，韦光春的形象塑造深刻体现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辩证关系。他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承载者，也是集体记忆的象征符号。他主导成立的中国第一个村委会历程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基层党员干部的普遍经历，既有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也会有面对困难时的无奈和挣扎。当他面对村民的质疑后，在香樟树下说出“老祖宗快解我心中迷茫”时，展现出改革先驱者的真实困惑；而他“山村会有好前程”的誓言则彰显了敢闯敢试的使命担当。这种复杂的人物塑造避免了简单的英雄化处理，使历史记忆更加真实可信。

　　文化记忆总是以一个处在一定时空内的群体为其载体，群体和地点共同构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共同体。剧中的酒姐、七叔公、九崽、蒙普通、韦算盘等形象共同构建了一个生动的记忆共同体，他们也成为记忆承载的多元主体。酒姐是韦光春的妻子，她展现了改革进程中普通民众的情感世界和对韦光春默默支持的价值选择。七叔公“含泪扭断孙子手指”场面，塑造出严格遵守“聚众赌博，重罚不贷”等村规民约的老者形象。蒙普通、韦算盘等人不辞辛劳、勇于承担责任，是乡村管理和创立村委会的重要参与者。这些形象塑造丰富了剧作情感层次，构建出一个立体的文化记忆网络。

　　彰显深刻的时代主题

　　文化记忆的本质是基于当下需要而对过去进行的重构，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为共同体提供凝聚性结构。《香樟树下》聚焦于中国农村自治制度的诞生与发展历程，深刻揭示了农村治理中的种种难题和挑战，以及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使4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转化为当下乡村振兴的精神动能，彰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从“挖穷根”到“振兴梦”深刻蜕变的时代主题。

　　剧作通过对比手法展现了基层治理目标的历史演进，20世纪80年代“韦光春们”的核心诉求是“挖穷根”，解决基本生存温饱与管理秩序重建问题；当下村干部的实践则聚焦数字农业、植物工厂等现代产业发展，追求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振兴梦”的实现。这种嬗变暗含治理逻辑的内在延续性，它们均以村民民主治理为核心，彰显干部们回应和满足民众需求的时代主题。《香樟树下》的延续性通过“问题呼应”得以强化。剧中“尾声”呈现了新时代背景下的合寨村面临“腰包厚了乡愁薄”等问题，它与上世纪80年代的治理困境形成镜像，这两者本质上都是通过对传统的转换变革和进行民主决策重建秩序，彰显了为人民谋幸福的时代主题。

　　历史是阐释民族文化与情感的根基，文化认同植根于历史叙事。历史作为公众生活和意识的一部分，是国家的共同情感基点。文化记忆的生产将一些应该被铭刻于心的经验和回忆，以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并且使其保持现实意义，让过去某个时间段中的历史场景纳入到当下的框架之内，使历史回响与当下在场相融合，从而生产出新的记忆和希望。《香樟树下》不仅是一部展现中国乡村民主化治理进程文化记忆的精品佳作，也是一曲歌颂使命与担当的时代赞歌。

　　作者单位：百色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本文系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广西少数民族戏曲形成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4XZW026）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