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家光

　　由7位年轻女诗人发起于上海的诗歌团体“城市漫游者”，不久前推出了诗集《我们将各自辗转如岛：城市漫游者诗选》（以下简称《诗选》）。十年来，她们始终有着明确的诗学理念和方向，相互砥砺并坚持创作。

　　她们“各自辗转如岛”，在小小的诗歌共同体与诗人的个性追求之间保持着平衡。她们满怀对诗歌的永恒性理想，但在对城市的书写中却将“此时此刻”作为诗歌内在的追求，平凡的、世俗的、当下易逝的事物有其独特的价值，并不必被转化为“永恒的显现”。在我看来，正是这些“运思”所构成的张力，成就了她们诗歌的各自风格。

　　何谓“城市漫游者”？正如学者钱文亮在此书的前言中所说，诗集的主题大多集中于女性的生命感知和生命意识、内心直觉，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静态和动态在几位诗人感官与心灵上的反射、折射和联想等，她们经常以超现实梦境、女性的生命敏感和语言的魔术构造诗歌的艺术与美感，体现出都市美学与女性诗歌的全新结合。

　　这种“漫游”，在不同诗人的笔下呈现为纷繁多样的景象。朱春婷在诗中一直强调“游”的行动，即使是在厨房中，“一条仍在运动的鱼，乌贼/从自身喷出的腥臊汁液里逃脱”。春婷的诗，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将一种梦幻的力量转化为现实之力，并由此而重塑现实。陈铭璐的书房中，也有一种向外的运动之力，“乘坐一只空咖啡杯/神往海对岸成群的雪松林”。在与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同题的一首诗中，这种象征性的开拓以一种更直白的方式呈现：“一个人的房间里，视野漂流一般展开。”有时这种展开，不是概念的展开，而是感受的丰富与拓展。严天的诗中，房间有一种隐秘的力量，“我们踩着节奏/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隐秘而铮铮作响/湿冷湿冷的地毯/被我们一同卷起/扔进了未知的海域”。

　　伍尔夫说过，作为一个女作家，写作时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女性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然后写下自己所见的“像蜘蛛网一样轻地覆着在人身上的生活”。对于女诗人来说，“伍尔夫问题”是她们需要以某种方式去回应的，即如何审视和打扮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既是写实的，也是象征性的。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些房间都在城市之中，我们就能感受到都市美学与女性体验如何具体而微地协同。当这群“城市漫游者”以自己的漫游沟通房间与街巷、与城市之时，房间便获得了新的意义，这是不同时代不同女性处境的不自觉表达，也是在塑造和塑形这种女性的存在方式。

　　邢瑜的房间是一个迷宫：“在这里，梯子旋转着上升，你我之间……梯子跳跃，一如往常。”这个迷宫带有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美感。也许是身在昆明的缘故，她诗中的“自然”最多。在那里，城市与自然还保留着必要的联系。通过把房间与自然重建联系，诗人获得了一种自然之力，甚至使得这个城市还保留着神的踪迹，“在春天的苔痕里藏着被加粗的神”，她的房间就是那个自然与城市的统一体。屠丽洁的房间，同时是囚禁之所与希望之地，于是她选择：“这个冬天过后/我就，收起我煮酒的小火炉，去找你。”这是一个世俗而日常的城市，她尝试着给它附加一层星象学的涂层，《星座组诗》以及《诗选》中的不少诗篇都体现了这种努力。钱芝安不诉诸神话学，但也试图找到与日常生活和解的方式：“猫在厨房，案板在歌唱/小号的白色陶瓷刀，剖开早春/每一颗晶莹剔透的日子/裹上，乳色的酱汁在水槽边滑行/人们的心事沉在鱼肚之中。”她依赖情感与直觉，即使这种和解可能是出神的瞬间。黄艺兰的房间充满了历史、传奇，也充满了机锋。我最喜欢她那些同时带着童趣与哲思的短诗：“我只身一人潜入诗的背面/只为偷走普希金的句号/送给你当戒指。”在一种诙谐乃至反讽之中，城市变成了神话之城：“我看见一只深色眼睛的乌鸦/从庙宇的灌木丛中斜斜飞出。”

　　她们的诗有如不同的棱镜，让我们看到不同类型的房间、不同面向的城市以及多样的世俗。我们都在不可避免的世俗化世界中生存，但是世俗化的世界不是单一化的世界，如何重塑这个世界，使之摇曳生姿，她们以各自方式去实践。春婷的“梦力”，铭璐的“感受”，严天的“理性”，邢瑜的“自然”，丽洁的“神话”，芝安的“情感”，艺兰的“反讽”，所有这些差异，在她们围绕“城市”（或者具体说是“房间”）问题的诗性回应中，呈现为风格迥异又相互牵连的整体。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群像，每一个人在其中都有着清晰的面目。我们该如何想象城市，对此，没有“一个”解释，有的是“无数”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