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斌 范可欣

　　伴随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AIGC微短剧正逐步告别曾经的“野蛮生长”，迈入去芜存菁、内容提质的新阶段。其中，以《归墟》《末日山宿》《黑雨2027》《零号档案》等为代表的AI灾难题材微短剧，成为了大众喜闻乐见、高居流量榜单的破圈类型。传统灾难题材影视剧受限于实景搭建、特效营造等方面，AIGC技术的介入打破了这一类型依赖于电影工业视效的生产壁垒，不仅使奇观化的末世废土、生物浩劫、极端天象等场景得以轻量化生成，更在视听语汇的感官震撼之外，探索出某种独属于中国式叙事的本土范式。

AI微短剧《归墟》

　　在AI微短剧的发展初期，其故事主题、情节模式往往呈现出高度的同质化，如依靠AI技术生成的灾难题材剧往往以主人公的“重生”或“预知”视角开局，主角利用信息差实施物资囤积与安全屋的“暴力升级”，外部的灾变炼狱与内部的物资丰饶形成强烈的空间反差，辅之上门掠夺的道德瑕疵者被拒之门外等“打脸”桥段，构成了此类剧集核心的叙事爽感。随着灾难叙事张力的不断提升，该类题材的精品剧作逐渐将故事线索从“私人维系”转化为“群体协同”，即在资源极度匮乏的绝境中，原本毫无交集的陌生人被迫共处，促使狭隘的村落伦理向外突破。这一方向性的改变，使得该类微短剧传递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于通过共通的崇高感体验，引发大众的情感共鸣。

　　AI灾难微短剧的影像表达，始终萦绕着从“废土”到“故土”的处所意识。何谓“处所意识”？处所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承载记忆、亲缘与生存信仰的精神载体。从本土语境而言，处所意识直接包含着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与精神基因。如果说以西方灾难片为代表的电影作品以动辄摧毁城市地标、展示全球毁灭的宏大叙事为主线，中国AI灾难题材微短剧则在空间上选择了收束、内敛的“微观”场景，其往往聚焦于逼仄的私人居所、偏远的村落或荒野中的临时庇护营地等。这种空间叙事策略，不仅契合灾难叙事的世界设定，也容易激发以个体家庭为中心、向外逐层扩散至邻里村落乃至陌生社群的“处所意识”。

　　AI灾难微短剧的空间特征较为鲜明，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现代都市为背景，依托公寓、写字楼、实验所等打造的“安全屋”或“末日堡垒”，这些场景所携带的冷峻都市感与科技感，在封闭的空间语境内折射出技术异化与生存危机的伦理反思，从而成为“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中，危险不再局限于自然界，而是由技术与文明自身所生产”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另一类则是与都市空间形成鲜明对比的“乡土避难所”。如果说都市堡垒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针对现代文明崩塌的有效防御，那么此类乡野空间则隐喻着“绝境”下可供大众皈依的精神原乡。在这些场景里，有关处所的“营造”常常成为主要的叙事行动元。如《末日山宿》中，主角与老周、张叔一行人通过“修补院墙、囤积粮食、守院自给”等近乎农耕时代的群居行为，最终在七间山野民宿的相互照应下击退了变异群体。一些剧集在结尾处设置了处所的“再造梦”，即末日村落中幸存者合力重建房屋、开辟出新的聚居点，用“空间修复”完成“人性救赎”，使得乡野空间不仅是抵御外部变异的物理屏障，也得以催生出跨圈层“情感共同体”的孵化场域。

　　从风格类型来看，中外灾难题材影视剧大致可以划分为西方与国产两种：以《2012》《后天》《独立日》为代表的西方灾难片，大都奉行个人主义的英雄救世、弃土远航；国产灾难片既有《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等真实灾难底色的创伤记忆，也有以《流浪地球》系列为代表的史诗性灾难演绎，其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休戚与共”的写照尤为动人。AI灾难微短剧降低了创作门槛，在新大众文艺“人人皆可创作”的理念驱动下，《末日山宿》《归墟》《末日降临前，我在深山打造了绝佳庇护所》等为代表的新兴作品，跳出了传统灾难影像的定式，既脱离了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奇观，也淡化了国产灾难片的宏大框架，进而探索出一套“不造方舟，只修院墙”的灾难叙事新范式，实现创作赛道的差异化突围。此外，从美学层面而言，这一范式还孕育出了“山海志怪式”的本土美学潜质，如《万物生》以多种本土意象和元素，构建了“山为骨、河为血、神为机器”的中式赛博末世场景。应当说，草木精怪、山林异兽本就是先民对极端自然灾害的浪漫化想象，当家园损毁、土地失稳，大众借由流传千年的山海志怪话语来重释灾变，这不仅是对远古神话基因的当代唤醒，更是以独有的中式浪漫与“万物有灵”哲学，完成灾难创伤的心理抚慰与文化自救。

　　当下，AI技术与微短剧的耦合，为创作注入了前所未有的视听张力与生产动能。AI灾难微短剧的精品频出，也让我们见到了一条“中国式灾难叙事”的民间化、生活化创作路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AIGC技术的不断迭代，末世奇观的细节保真度将愈发成熟，也将极大拓展创作者对“灾难空间”的想象边界。然而，技术决定的往往是创意在故事中的位置，如若AI灾难题材创作限于“重生囤货”“安全屋升级”等爽感模式的批量复制，只会陷入同质化、低质性的创作风险。灾难叙事的核心，是对生存绝境的终极拷问与对人性幽微的深刻洞察，若过度让渡创作者的主体性，极易导致情感逻辑的机械化与人文深度的剥离。因此，未来的AI灾难微短剧需在技术赋能与人文坚守之间把握平衡。无论技术构筑的“数字避难所”多么恢弘逼真，终究需要以“人”的真实情感与文化基因为锚点。创作者唯有以“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心态，将冰冷的算力砝码，转化为对“本土模式”的突围，在AI洪流中守住“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根基，才可以使技术真正成为照见现实与未来的文明利器。

　　（作者朱斌系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院长助理、硕士生导师，范可欣系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微电影研究中心科研助理。本文系省市政府决策咨询重点课题“加快微短剧产业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