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耳

　　“70年代”前后的一代中国作家，一直在“40年”改革开放进程热辣滚烫的现场；他们身处如此丰沛的时空，一直都有很大的舞台。自己的人生跟大时代的变迁过于紧密，仿佛就无法置身事外，这一批作家的写作往往有想要表达中国40年发展进程的野心。问题是如何去表达？表达什么？杨怡芬的《鱼尾纹》就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文学样本。

　　以肉身穿越激越的时代

　　《鱼尾纹》就像书名一样，是微观的，局部的，它不宏大，是一个时代的小切片。小说以编年史来构架，第一章《银河之眼》，1984—1999，是小葵人生初篇章，也是最具诗性的部分，有着“人之初”的混沌、青涩和美好；是小葵社会化之前饱满的、原生态的、欲望启蒙阶段的美。第二章《鱼尾纹》，小葵纪元的2004年，在那一年，她因竞聘副科长而身陷“潜规则”而迷失。行文之中，将小葵大学毕业后回到海岛，进了机关，她的社会化过程在一场竞聘活动中精确展现。第三章《浪淘沙》，小葵纪元的2009—2011，小葵因《鱼尾纹》中的性贿赂丑闻暴露而身败名裂，主动辞职，被动离婚；继而出舟山，在宁波东山再起，叙事中心也从官场转移到商战。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小葵给发小田雷做挂名的“法人代表”，同时，也鼓足勇气进入了第二次婚姻。第四章《与海豚同游》，小葵纪元的2016—2020，这一次，叙事从“权力局”转换到了“财富局”。小葵是两个儿子的母亲，长子是前一段婚姻中的，她一直抚养他并与他有“母子共同体”的感觉；次子是新婚姻中的，孩子主要由爷爷奶奶养育，她觉得这孩子像是送给新家庭的一个礼物。在与长子的“母子共同体”和新家庭共同体中被“工具化”的困境里，小葵慢慢发现婚姻中一些假象，她该何去何从？作者的叙述是不疾不徐，有条不紊，我们跟着作者，在不同的时间里移步换景，一一进入小葵的私域和公域——她周围的办公室政治、办公室以外的她和丈夫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家庭政治”、有功利目的的“社交圈政治”和“原生家庭亲友支持系统”，生动逼真地展开。

　　小说的四个部分，作者分别写于2016年、2022年和2023年，是书写同一主角小葵从豆蔻到初老的四个中篇小说，其中，《银河之眼》得过2023年的“储吉旺文学奖”，《与海豚同游》得过2024年的《小说选刊》奖；《鱼尾纹》刊于《花城》，《浪淘沙》刊于《收获》。四篇章既独立，又紧密，经过8年的发酵，它们长成了一个长篇小说。这种作者用很长的时间完成的长篇小说，自有一种经历岁月沉淀后的从容风度。时间是最好的度量衡和探测器，让我们穿越岁月，看清了芸芸众生中一个个生命个体的真相，以及他们与时代的紧密关联。好的作家，不一定要以宏大叙事去写时代。小葵从1984年走到2020年，以肉身穿越激越的时代，从她一个人切肤的微观史，我们就看到了宏观大时代。以一孔窥全豹，这怕是70后的女作家们写作的特质。

　　搭建了一座人性博物馆

　　杨怡芬提供的是一个“生物样本意义”上的“小葵”。这个样本里，既有人们所谓的对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又超越其上，她将此写出了新高度。一切似乎都没超出你的想象，但你知道这一切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生的呢？细微处才有人性的洞察。就像中年时的鱼尾纹，化妆术尚可掩饰，但细看之下，就会一一显形。在杨怡芬的显微镜下，小葵和她周围的利益链上的人物，一个个无处可逃，他们被放大了。正如小说中的一句话：“社会里的依靠，铁定就是社会性。谁能孤零零一个人面对这世界呢？”

　　无论是利益交易，还是职场倾轧，都在“刻板印象”里，但是，杨怡芬将这桩俗套的办公室政治以最真实的方式书写，你依然会感到震撼。在小葵竞聘职位的叙述里，情节冲突一级级加码，直至迎来小葵斯文扫地、充满羞辱，几乎不得翻身的大败局。在冲突中，小葵跟丈夫，跟上司、跟同事、跟竞争对手，或明或暗的互动形成所有的苟且，一一呈现，杨怡芬毫不手软，搭建了一座人性博物馆。

　　中年写作的一个特点，是有更务实，有更清醒的头脑，没有那么多的理想和幻想，也没有“恋爱脑”。道德的高地上站满了庸人，而作家的责任，是更深入地去批判人身上那些难以克服的劣根性。《鱼尾纹》就是真正的“中年写作”，因为她真实地呈现生活本来、人性本来的那个灰度。

　　小葵的两任丈夫的人性灰度的展现，尤其值得玩味。小葵的第一任丈夫在先前作为利益共同体时，和后来作为“前夫”而不再是利益共同体后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刻画人性的入木三分，有着世故人心明了于心的老辣。小葵跟第二任小她5岁的丈夫之间，作者铺垫了很多他们是如何顺理成章地进入婚姻的。这是一次既有情感基础，又有利益基础的“完美联姻”，但读到后面，你就会在一派祥和的冰山之下，又看到了比男女情感更大的利益驱动，以及被整个利益驱动的又一次“家庭政治”。如果说前一次的“家庭政治”意在权力，后一次的“家庭政治”则意在财富。小说的最后，杨怡芬做出了一次本质的颠覆，将小说再次推向悬崖，在一个更大的“局”的悬念面前，就此打住。

　　对于小说的终章，我和杨怡芬有过一些探讨。我以为她写的是一个真实的婚姻，更多于一个充满阴谋论的“局”。每个人都是棋子，都可能是他人的工具，每个人又都是血肉之人，这是我的看法，也是人类生活的复杂和多面性。《鱼尾纹》因此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灰度的探讨空间。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小葵拿到了6000万元的工厂拆迁补偿后，她对自杀的发小田雷身后事的处置。在给田雷前妻100万元补偿金的过程中，作者没有把小葵写得特别高尚——她是善良的，但她也是有限度的善良。这就是一个“人性之光”的水位问题。我们很容易因为小葵的主角光环推动，在这个地方把水位写高了，但杨怡芬就处理得不高不低。小葵有道义上的责任，又有自己究竟该付出多少的考量。钱拿到手是一种感觉，要给出去又是另一种感觉，这样细微处的笔墨，才是让人物立得住的基石。

　　鱼尾纹中看到了超越的可能性

　　杨怡芬是浙江舟山人，和《鱼尾纹》的小葵有着相似的人生历程，求学，进体制，在场三十余年，贡献了“小葵”这个人物。写是必然的。有时候的不写，反倒是身在其中的仁慈。身在职场，小人物也是步步惊雷。如小葵，她如何异化，如何沉沦，如何断裂，如何重建，杨怡芬老老实实写下这个过程。对大时代里周遭的一切、时代上升期赋予有能力的人东山再起的机会，她都有着会计师般的精准。准确到我们可以直接回忆比如小葵身处的2011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她周围的重要关系人物，每个人都咬在自己的齿轮上转动，善恶都有暧昧地带，不拔高也不刻意打压，只为呈现人性的真实。

　　《鱼尾纹》老到世故，世事洞明，有一种况味：原来我们都是小葵人生的知情人。只是世界太复杂，人心的度量也太复杂，很多时候，我们不太忍心把冰山下的东西一把揪出来示众，需要给人类留一点脸面。但作者把心一横，将小葵作为职场小人物和女性的双重身份的“弱”暴露无遗。小葵就像那个马背上的裸体女人，她被示众了，同时，她也被升华了。她依然有新的可能性，她是赶上了多美好的时代上升周期。

　　杨怡芬的三个长篇，都以舟山为背景，写不同时代的海岛儿女的人世悲欢。《离觞》写乱世儿女，《鱼尾纹》写70后这一代在海岛的改开40年历程，从小葵的成长史为切口，看一代人在40年大潮中的沉浮，两者都紧扣着时代脉动。《海上繁花》则以二战沉船的真实历史，在那一个更宏大的战争背景中，写人性之光：海岛，是人之岛。杨怡芬是舟山人，在岛上扎根，她是最“在地”的作家，因此《鱼尾纹》有充盈的地域文化，读来如身临其境。跟世界上相通的海水一样，人性也是相通的。每个人都可能被欲望裹挟，被时代裹挟，但人是有精神向度的。杨怡芬塑造的几代海岛人的精神向度，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既有普遍性，又有特别的“岛屿性格”。在《海上繁花》的宏大和《鱼尾纹》的微小中，我们都看到了这种独特的“岛屿性格”。她把浙东岛屿的很多东西表达出来了。

　　《鱼尾纹》是地域的，中国的，岛屿的，但又是在世界性的语境里的。剥去社会背景，小葵身上的故事，也可能在门罗的小说中发生。阶层跃迁的故事在每一个时间，每一个空间都可能发生，它强烈又深度扯动人，将人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提线木偶。小葵这样出身于底层的女子，进入社会后为什么会“异化”？因为阶层跃迁的价值观在小葵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是被规训的一代，一级级晋升几乎是一种天职般的“人生使命”，小葵是被这个最大的“天职”催眠的人。后半部，写小葵的人生如何重启，一点点找回自己存在的意义。写人的堕落是容易的，但一个好的小说家，更会着力写人在堕落与溃败之后，如何自省，如何重建，如何突破。正如同为70后的女作家梁鸿所说的：要有光。那“光”如何超越社会对人的异化？我从中年女性眼角边那一道道岁月馈赠的鱼尾纹中，看到了这种超越的可能性。（萧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