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　仔

　　9月19日，始祖鸟品牌赞助艺术家蔡国强在西藏日喀则江孜县进行了艺术项目《升龙》，在喜马拉雅山脉燃放色彩绚丽的烟花引发社会广泛质疑。21日，始祖鸟及蔡国强分别发布致歉信和项目说明。由此，一场艺术行为引发的一系列艺术伦理问题展示在公众眼前：艺术创作是否考虑了其社会和环境成本？谁从这项艺术中受益？艺术是在创造价值，还是在巩固某种特权结构？

　　对自然带着优越感的消费

　　作为各自领域的“顶流”，品牌和艺术家之所以选择喜马拉雅，恐怕有其“深谋远虑”。喜马拉雅山脉为全球生态脆弱区，项目实施地江孜热龙地区海拔约5500米，这意味着相当严苛的物理准入条件——身体强健、装备精良、保障充分的极少数群体才能亲临现场，公众只能通过影像或照片观看，本质上是一种“被过滤的参与”。

　　在《升龙》中，艺术家和品牌掌握了整个活动的叙事权，他们定义了何为美、崇高与探索精神，而当地居民、生态环境在这一叙事中被边缘化了。作品中，喜马拉雅山脉被简化为一个壮丽的背景板，这对于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来说，是不平等对待，是一种带着优越感的、对自然和文化资源的消费。

　　在艺术与资本深度融合的当下，资本的加持无疑会催生更新更好的艺术创作，当然，这是建立在对自然的极致敬畏、对文化的充分尊重、对环保的严格践行之上。若做到这些，《升龙》无疑会是一次视觉奇观，引发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和对人类行为的反思。

　　而现在，这场艺术行为已经演化成公众对“特权艺术”的质询，这恐怕是艺术家从未想过的角度。

　　大地艺术由来已久

　　在艺术史中，类似的艺术行为并不罕见，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大地艺术便在西方流行。

　　保加利亚裔艺术家克里斯托和妻子让娜·克劳德以包裹一切而闻名，《包裹海岸线》（1969）用约56千米长的绳子和无数白色织物包裹了约2.4千米长的澳大利亚海岸线；《包裹柏林国会大厦》（1995）用9万多平方米银色织物及16千米长的蓝色绳子把柏林国会大厦包裹了两个星期；《包裹凯旋门》（2021）用近2.5万平方米织物和近3000米长的红绳包裹了巴黎凯旋门16天，耗资超过人民币1.06亿元。

　　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森于1970年创作了《螺旋形的防波堤》，他在美国犹他州大盐湖建造了一座占地10英亩（60.7亩）的螺旋形堤坝，螺旋总长450米，动用了665吨玄武岩和泥土，堤坝离岸边46米，人们在岸边无法看到全貌，只能乘坐飞机拍摄、观看。

　　这些艺术创作与《升龙》有一些共通点：都是所谓的大地艺术家创作的项目，他们都以天地为画布，利用自然生态条件或是地标性建筑进行创作，作品体量巨大，耗资惊人，通常需要具备相当强的经济实力或取得资本赞助。

　　蔡国强也可以被称作大地艺术家，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多次利用山、海等自然景观和城市景观进行烟花创作。比如1993年2月创作的《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十号——万里长城延长一万米计划》，他在甘肃嘉峪关以西的戈壁荒漠里，沿着长城西端向西布置了一万米长的火药导火线，黄昏引燃时，一万米的火龙在戈壁滩燃烧了约15分钟。

　　蔡国强的作品上一次引起关注是2024年12月在泉州海边进行的无人机白日烟花秀《红帆》，完成第一幕后，2000架无人机在返程的路途中纷纷掉落海中，导致后续演出无法进行。

　　艺术与地方可以相生相长

　　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开篇写道：“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是否可以理解为艺术本不存在，而是艺术家有所为的产物。

　　1917年，杜尚在卫浴器具店买来的白瓷小便池上署名“R.Mutt”，并将它命名为《泉》，提交到美国独立艺术展。虽然这场门槛极低的展览拒绝了这件作品，但《泉》从此名留艺术史，它打破了艺术的特权，让人们再次思考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品。而杜尚在打破艺术特权的时候，不也利用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特权吗？换成其他人在小便池上署名，是否也能成为艺术品？

　　真正打破艺术特权的是后现代艺术鼻祖博伊斯，他的名言“人人都是艺术家”，强调了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都可以成为塑造社会的材料。相对于传统意义上小众的、精英的艺术而言，他的艺术是面向大众的。博伊斯最重要的传世之作《7000棵橡树》是艺术史上第一件能直接保护自然环境的艺术品，因为它具备植树造林的实用功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英国艺术家理查德·朗开始在世界各地进行徒步，途中创作作品。他走过亚马孙雨林、喜马拉雅山脉等地，并在走过的地方用当地现成物品如石头、木头等创作，留下痕迹，最终这些痕迹将融入大自然，并不会对当地环境产生影响。

　　2000年，日本举办了首届“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越后妻有地区是一个约760平方公里的山间农村聚落，艺术祭吸引艺术家就地创作并形成规模，大量游客的到来让当地旅馆、餐饮、交通、农业、手工制造等行业焕然一新。近些年，大地艺术节也来到中国，在江西浮梁、广东西樵、宁夏贺兰山等地方举办，空置的房舍、田间地头、乡村餐馆都成为艺术家创作的载体，一批中国优秀艺术家参与创作，吸引游客深入乡村探访，成为艺术与地方共生的案例。

　　可见，艺术与地方的关系可以是健康的、良性的、合作共赢的，只要策划者和艺术家本着对自然的谦卑和对地方的热爱，艺术可以很好地融入环境、融入日常生活，实现相生相长。显然，蔡国强和始祖鸟并没有充分地与当地对话，只是利用一个地方来造自己的景观，这种景观是否能被称为艺术，将由历史来判断。（安　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