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健

　　近日，由查明哲重排导演的萨特经典剧作《死无葬身之地》，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剧场与观众再度见面。正如查明哲所说，萨特的剧作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每一个需要自我辨认的时代。重排，是一场当代创作与经典深度碰撞的艺术实践，更是一次对戏剧与现实关系的再思考、再探索。

　　从1997年“初探”的锐利，到2005年“深掘”的凝重，再到2014年典藏版的“淬炼”，《死无葬身之地》每一次的复排、重排，都像一次艰难的攀爬。查明哲不仅仅是在复刻一部萨特名剧，更是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进行了情境化、本土化的艰难“改造”。透过充满张力的舞台空间，构建了一座让观众直面“选择之痛”与“存在之重”的“人性实验室”。

　　在查明哲的创作图谱中，“形象种子”是统摄舞台美学的核心引擎。在此次重排版《死无葬身之地》中，他再度锚定“悬崖上，一群生灵在腥风血雨中，向千仞绝顶攀爬，向万丈深渊跳跃”这一创作意象，“深掘有哲思的内涵与人物，精造有意味的形式和情境”。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更凸显了对当代观众审美与思辨能力的信任。

　　查明哲深谙萨特笔下人物的困境——他们被抛入一个被彻底剥夺自由与安全感的“极限环境”。这对演员提出了近乎悖论的要求：一方面，他们需以自如的状态在台上表演，另一方面，极限环境的设定又让每个人物是不舒服、不松弛、不自然的。要呈现这种矛盾的“真实”，演员需以极其扎实的表演技艺作为支撑，才能精准演绎出规定情境下人物的挣扎与抉择。同时，极端情境中演员的身体控制也强化了舞台的戏剧张力。比如饰演被捕的游击队员卡诺里的演员，被要求在巨大痛苦面前保持一种近乎“雕塑”般的静止：“就像雕塑一样，根本不动……上刑都不喊，没有动静。”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剧中游击队员昂利最终无法忍受酷刑的“喊叫”。这“喊叫”被赋予了超越生理痛苦的哲学象征意义，象征着昂利徒劳的挣扎与失败。

　　查明哲对萨特的深刻理解，还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对该剧舞台时空的锻造上。剧中，那间阴暗闭塞的牢房，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存在主义隐喻——一个自由被极度压缩、剥夺的“极限情境”的具象化。这也是此次重排版在舞台空间设计上的重要突破。“楼上是炼狱，楼下是地狱”，阁楼“炼狱”中，游击队员在精神煎熬下进行着自我审判。弗朗索瓦的恐惧、吕茜的撕裂在此发酵；楼下“地狱”审讯室中，朗德里约等人的暴行与怯懦暴露无遗。此次全新启用的粗粝纱幕成为打通上下空间的关键介质。被刻意保留的墙壁肌理、灯光投射形成的斑驳阴影……透光的纱幕使上下空间光影流动——楼下刑讯室的红光渗入阁楼，阁楼挣扎的剪影则映入楼下地狱，打通的两个空间形成了视觉语言的互文隐喻。

　　空间的压迫感与窒息感在此次重排版中被刻意强化。导演利用狭窄舞台的设定与调度，迫使演员身体时刻处于紧张、对峙或蜷缩状态，让观众能直观感受到游击队战士被囚狱中，随时可能遭受酷刑的窒息感。

　　更为精妙的，是导演对戏剧节奏的掌控。那些被精心设计的漫长的“静止时刻”，成为人物酝酿情感的“增压舱”和展现思想激烈碰撞却无法言说的无声战场。在沉默中，恐惧在蔓延，决心在凝聚，人性也在经受着最严酷的考验……这种高度克制的节奏处理，使作品又保持了一种萨特式的理性审视。

　　比起之前版本，此次重排版的重要贡献在于，穿透了原作的哲学框架，触摸并放大了其中深沉的人道主义内核。

　　首先是弗朗索瓦之死。剧作中，少年弗朗索瓦死于战友之手这一情节，以往常被处理成英雄主义的悲歌。然而这一版的解读却指向了剧作深刻的悲剧性内核与哲学诘问。在导演的引导下，演员的表演剥离了一般性的情感宣泄，而着力于刻画人物内心撕裂般的痛苦与理性抉择之间的强烈张力，并揭示出，弗朗索瓦之死是一种被抉择的结果也是一种必然的结局。这种处理，凸显了选择本身的沉重以及附着其上的生命难以承受之重。

　　如果说，1997年该剧的演出是带领观众初探世界经典，那么2005年版则穿透了英雄主义的表象而更接近人性本质，到了2014年版，作品已经受住了各方检验，被观众誉为“经典中的经典”，再到此次重排，导演又给予了剧中所有角色以更多、更深刻与更平等的关注，包括反面人物亦展现了更多细节，充分利用其在戏剧冲突中的“阻力”作用，从不同视角发掘情境中对抗、角力、撕扯的要因，其导演手法更为极致也更具思辨性。

　　剧末，为了更贴近人物心理，导演在设计三位游击队员准备赴死前的肢体动作时，要求三位演员“靠得更近些，彼此倚靠着，像一座山一样”，从而细腻地表现出人物面对死亡时内心的极致孤独，“我们中没有外人了，只有我们等待离去……”这看似微不足道的肢体语言，却传达了角色在直面死亡时的本能、绝望与勇气。

　　此次重排，对剧中法西斯分子的内心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深挖与塑造。如对朗德里约在审讯室里每一次暴怒的呈现，都是对其内在虚弱的暴露与揭穿。收音机里，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推进的消息令他大为恐慌，而这种情绪的表现在他醉酒后的独白中达到顶点，并与楼上游击队员们直面死亡的清醒形成了鲜明对照，无论是克洛谢理性包装下的残暴，还是贝勒兰用麻木掩盖的怯懦，都深刻地揭示了：法西斯分子才是精神被彻底囚禁的困兽。在导演的引领下，演员的每一次挣扎、沉默、呼喊乃至崩溃都汇成了不断重复的精神叩问：在尊严与苟活、背叛与坚持、卑下与崇高的选择面前，生命将迸发出怎样的力量与光辉，谱写出怎样深沉而悲怆的生命颂歌。

　　（作者系青年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