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冠辰

　　不久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吕凉主演的《推销员之死》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至今仍留下值得讨论的话题。这部经典剧作在1983年作为西方社会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被引入中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当时还亲自来华执导了北京人艺的中文版首演。

　　此次上话的新版演绎，对原作的内容和结构做了忠实展现。音效、舞美和灯光的全面升级，让舞台整体呈现更加贴近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人物心理活动场景的虚实穿插和情绪调度，也更显细腻流畅。

　　四十多年前，阿瑟·米勒曾对中国的舞台能否营造出美国商业社会氛围抱有疑虑。如今，经过四十多年经济文化的持续开放与繁荣，中国舞台已具备联通世界经典的技术条件与人文高度。上话艺术中心发挥海派戏剧长于把握国际题材和展示都市风貌的传统特色，不但在舞台前景设置了细节逼真的美式厨房、庭院和餐厅，还在远景配搭了颇具年代感韵味的公寓楼和街道霓虹灯牌，使得观众一落座就进入了上世纪中叶美国城市商业文化气息弥漫的视觉全景结构。

　　与1983年的中文首演相比，上话新版《推销员之死》在进一步强化舞台视觉亲近性的同时，也显著增强了观众心理上的亲近感。据阿瑟·米勒所述，一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曾在观剧后接受CBS采访，表示他认可剧中威利力争第一的人生哲学，而对剧中大儿子比夫的颓废抵抗感到不屑。反观今天的观众，虽身处更加远离剧情故事背景的时代，却因长期亲身体验商业社会生活，对于商业伦理和市场化生存不再单纯乐观、盲目信赖，反而更容易走近并共情于剧中人物。

　　毋庸讳言，推销员威利和许多人一样是身不由己的“打工人”，和我们面对着形式上相似的竞争压力和人际关系焦虑。全剧的主题可以概括为社会环境中的个人挣扎，而社会环境也确实是通过经济因素的中介，展现它压迫个人的威力。不过在威利的悲剧中，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却不是单独和直接地表现出来的。

　　威利笃信与经济上行期紧密适配的“美国梦”，是一种将美德、人缘这样的传统价值与现代的商业成功以短路方式连接起来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信念。基于这样的信念，威利偏执争胜、盲目乐观，固守着明明早已经破灭的望子成龙的梦幻，不肯正视信念崩塌的现实。而从小被他一味吹捧和挤压的比夫，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战后“垮掉的一代”的厌世叛逆气质。他鄙夷父亲金钱至上的成功学，却只敢消极逃避，最后才在情急之下，当面嘶吼着揭穿了父子间暧昧多年的那层虚伪。比夫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怨愤之举，和他源自潜意识的抵抗性身体反应——偷窃癖一样，尽管丝毫无助于提升自我或改善家境，但对父亲威利始终竭力维护的那个中产阶级可以奋力登天的美国梦，却终于还是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比夫的嘶吼，活生生而又冷冰冰地宣告了威利的信念破灭和梦幻崩塌，残酷的真相已直抵眼前，无法再装作没看见，更无处逃避。采取极端的自我牺牲来挽回面子，同时对自己不愿接受的现实表示最后的不甘，成了威利的唯一选择。家庭和友邻的共同体或许有可能孕育出另一种意义的兜底拯救机制——正如妻子琳达所说，威利是一只需要港湾的小船。

　　但威利那套信念和梦幻原本就来自外部环境的植入，他只有坚守和修补它们的份儿，不敢想象也不愿接受通过家庭友邻共同体在现实层面上更新和重建它们的可能性。他只能固守“讨人喜欢的人应在经济上大获成功”的过时信念，怀着对事业有成的邻居查理的妒忌，拒绝对方给他安排新工作的友善帮助，同时又对两个儿子假戏真唱的商业企划，再次寄予巨大奢望，最终堵死了寻求另一种意义体系和生活方式的通路。

　　正如邻居查理在剧末的葬礼上所说，推销员依靠微笑和擦亮的皮鞋生活，他们没有坚实的基础，却必须坚信一个梦。当他们不再带着微笑归来，就会死去。登场之初就疲惫不堪的威利，在勉强维系破碎梦想的连番挣扎中，丢掉了微笑，也丢掉了让自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的机会。

　　即使在终于感受到儿子比夫的亲情之爱时，威利依然深陷在被金钱承诺俘获、以金钱衡量一切的观念陷阱里，满心想着用两万美金的保险费回报儿子。他相信这将把比夫从落后于人的泥淖中拉上岸，也会让“讨人喜欢的人(对他来说，就是自己一家人)终会成功”的规则顺势重启。而他自己也将由此一死，跃升为他年轻时见过的那位84岁的推销员明星，以及他念念不忘的勇于探险且大发其财的兄长之列，迎来英雄般辉煌的生命结局。但剧终前的实情是：在威利坟前没有英雄的葬礼，三位家人和两位邻居念叨着日常生活记忆中的他而备感伤怀，却对他决绝的自我牺牲深感困惑。

　　处在当今全球经济环境深刻转型和急剧调整之际，我们也正面临过往的经验和信念受到种种挑战的现状。社会发展托举个人成功的宏大承诺依然存在，但跨代际和跨阶层的个体地位跃升显得越发困难。置身此情此景，我们通常已经不会像剧中的威利那样执拗和盲目，但仍免不了像威利的家人们那样，时时感到疲惫和迷茫。恐怕这也正是这部经典之作在四十多年之后引发更深刻、更广泛共鸣的原因。

　　一部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在忠实展现社会客观问题的同时，也必然揭示出某种解决的可能性。当琳达感伤慨叹家庭的经济自由终于到来，查理寥寥数语道破推销员的职业宿命、点明全剧主旨之时，家庭和友邻共同体所蕴含的精神暖意和治愈能量，也就微光乍现似的悄悄洒落在观众心间。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新媒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