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均宇

　　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关于大众心理、大众社会、大众文化以及大众传播的理论研究经历了复杂而多元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们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对大众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呈现出从单一学科到跨学科融合的趋势，并逐步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与复杂性。

19世纪末奥地利木刻版画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大量西方学术著作的引入，国内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对大众文化的片面认知，甚至对本土理论传统产生了冲击。因此，厘清西方理论的基本发展脉络，正确评估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与教训，对当下新的大众文艺实践与研究，或可找到一块“他山之石”。

　　西方“大众”相关理论的基本发展脉络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社会经历了深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变革。工业革命的推进不仅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还导致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转型。传统农业社会逐渐被现代工业社会所取代，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加剧，社会分层日益复杂化。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群体逐渐浮现，并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

　　西方语境的这一“大众”概念，与工业化带来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密切相关，指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共同社会特征和消费行为模式的群体，他们不仅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同时在文化消费和政治参与中展现出新的活力与需求。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经济全球化初现端倪，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精英文化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大众文化开始崭露头角，其影响力迅速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中提出了关于大众心理的经典观点，认为个体在群体中会丧失理性判断能力，表现出情绪化、易受暗示等特征。这一研究背景源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结构变迁，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崛起和中产阶级的壮大，使得“大众”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逐渐浮现。勒庞的理论不仅揭示了群体行为的心理机制，还对后续社会心理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理论在分析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群众行为时表现出一定的适用性，革命中的民众往往在集体情绪的驱动下，做出激烈的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他的理论观点。同时，这一理论也被应用于解释现代社会中的群体现象，如政治运动和市场行为等。

　　稍晚于勒庞，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探讨了大众社会的形成因素。他强调，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而这种分化进一步促使了大众群体的出现。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使得传统社会关系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利益交换的理性化社会结构。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不再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而是由不同阶层、职业和价值观的个体组成。韦伯的研究为理解大众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视角，并为后续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思想启发了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性分析。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危机，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促使学者们更加关注大众文化及其社会影响。

　　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其著作《大众的反叛》中批判了大众文化的平庸化趋势，认为大众文化的泛滥导致了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模糊。他指出，现代技术的进步使得文化传播变得更加普及，但同时也削弱了文化的深度与独特性。奥尔特加的观点反映了当时精英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崛起的忧虑，以及对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

　　法兰克福学派则在随后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工业理论。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批判了以电视、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产品，认为其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通过标准化和商业化的手段操纵公众意识。他们强调，文化工业不仅剥夺了艺术作品的自主性，还将消费者转化为被动的接受者，从而巩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秩序。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特殊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揭示了大众文化背后的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功能。

　　此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也为这一时期的文化批判提供了新的视角。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实现的，而非单纯的暴力手段；而卢卡奇则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深刻影响了文化与精神生活。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核心内容，为理解大众文化的社会作用提供了多维度的分析框架。

　　二战后，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西方大众相关理论在新技术与新社会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修正与拓展。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了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影响的深刻见解，认为电视等媒介的普及使得公众逐渐习惯于浅层次的娱乐内容，从而削弱了深度思考与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波兹曼的观点反映了后工业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转变，以及其对公众认知与行为模式的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法兰克福学派在战后继续深化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并开始关注新媒体环境下的文化生产与消费问题。例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探讨了技术进步对艺术创作与接受的影响，认为机械复制技术虽然降低了艺术作品的独特性，但也为其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这种辩证的视角为重新审视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进一步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主义文化，认为其通过制造虚假需求压抑了人类的自由与创造力。这里的“虚假需求”是指那些由资本主义广告和媒体人为创造出来的消费欲望，它们并非个体真正的内在需求，而是一种外部强加的消费驱动。这种现象在现代消费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无节制的购物潮流和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西方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大众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表现形式与功能。强调文化产业的兴起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需求变化的反映。文化产业在满足公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也需要注重文化内涵与价值的传承。这种观点体现了对文化工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回应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与本土化的挑战。

　　西方文化危机的实质

　　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与文化危机。资本主义制度从工业资本主义向跨国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不仅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结构，也对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重建及美国工业的崛起，推动了生产力的提升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促使大众社会逐渐形成。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商品化的萌芽，例如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兴起与流行文化的传播。随着资本逻辑的进一步扩张，文化产品被纳入市场体系，成为追逐利润的工具。

　　这种文化商品化趋势在跨国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达到了新的高度，消费主义盛行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以迪士尼为例，其通过全球化的媒体网络推广统一的文化产品，影响了全球观众的审美与价值观。

　　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文化意识形态的蜕变，使得文化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而是沦为资本逻辑的附属品。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不仅导致了文化的商品化与消费主义泛滥，也削弱了文化的正面导向作用，进而引发了西方社会深层次的文化危机。

　　全球化与文化对抗。新型全球化背景下，非西方世界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传统文化的觉醒与复兴，与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思维残留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对抗关系。

　　浙江大学教授林玮在其研究中指出，人类社会自始就存在着以“说服/征服”为目的的文化传播，而20世纪以来，多元文化理论对这种文化传播进行了反拨，出现了“边缘崛起”的理论倾向。然而，现实的发展却表明，社会仍然处于分层与喧哗之中，文化霸权问题尤为突出。西方中心主义通过文化传播试图巩固其全球主导地位，但非西方世界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对此构成了有力挑战。非西方世界正在通过文化传播重新塑造自身形象，并试图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垄断。与此同时，殖民思维的残留依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全球文化的平等交流。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对抗不仅反映了东西方之间的权力博弈，也揭示了文化霸权与反霸权斗争的复杂性。

　　西方文化危机对大众理论的影响。西方文化危机的加剧促使大众相关理论在多个维度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调整，其中对文化多元性的重视尤为显著。

　　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文化工业”的同时，也提出了文化异化的概念，强调文化应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回归其本质价值。这一观点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使得文化多元性成为大众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

　　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和技术化趋势愈发明显，这也推动了大众理论的修正与拓展。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新媒体环境下大众文化的动态变化，并尝试从多学科视角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西方理论对中国大众文艺理论的影响

　　西方理论为中国大众文艺理论研究带来了多维度的视角与方法，极大地拓展了学术视野。文化批判理论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内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启发作用。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批判性分析，揭示了文化商品化过程中资本逻辑对艺术创作和社会价值的侵蚀，这一理论框架促使中国学者重新审视大众文化生产中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建构。西方学者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尤其是从“创意产业”到“创意经济”的理论转向，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使国内研究开始关注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此同时，西方理论引入了一系列新议题，促使中国大众文艺理论研究更加关注当代社会文化现象。例如，大众文化消费行为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这与西方学者对消费社会的深入剖析密切相关。通过借鉴西方理论，中国学者开始探讨文化消费如何塑造个体身份认同，以及其在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作用。

　　尽管西方理论为中国大众文艺理论研究带来了诸多积极影响，但其引进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认识误区，对本土理论认知造成了一定冲击。部分学者在引入西方理论时未能充分考虑中国语境，导致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出现片面化倾向。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弊端，但这种观点被简单移植到中国后，容易忽视本土文化生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从而对国内大众文化的发展形成不公正的评价。西方理论的引入也一度对中国自五四以来形成的大众文艺理论传统构成了挑战，部分学者质疑这一传统理念的适用性，认为其过于强调政治属性而忽视了文化的多元性。

　　因此，在此前讨论的基础上，以下三个问题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是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关系。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的“普及”与“提高”理念，为中国新大众文艺发展中平衡大众化与化大众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大众化强调文艺作品应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和审美需求，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实现文化普及；而化大众则注重通过文艺作品提升群众的思想觉悟和审美水平，从而实现精神层面的升华。

　　在当代语境下，大众化与化大众并非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一方面，大众化要求文艺创作者深入基层、了解民众需求，避免脱离现实的精英化倾向；另一方面，化大众需要通过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防止低俗化趋势的蔓延。因此，在新的大众文艺发展中，应在普及的基础上注重提高，在提高的过程中推动普及，从而实现两者的动态平衡。

　　二是文化消费与消费文化的分野。文化消费与消费文化虽然密切相关，但其本质存在显著区别。文化消费主要指个体为满足精神需求而进行的文化产品或服务的购买与使用行为，是一种积极的社会现象；而消费文化则是一种以商业利益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往往强调符号价值而非实际使用价值，容易导致文化浅薄化和功利化。

　　在中国新大众文艺的发展中，正确引导文化消费至关重要。首先，应鼓励多元化的文化消费模式，避免单一化的商业驱动型消费。其次，需加强对消费文化的批判性反思，警惕其可能对传统文化价值和社会伦理造成的冲击。通过政策引导和公众教育，可以促使文化消费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同时规避消费文化的负面影响。

　　三是以人民为中心与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的辩证平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要求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效益，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这一理念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也为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在实践中，文化产业应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核心目标，注重创作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的作品，而非单纯迎合市场需求。此外，还需强化公众参与，使人民群众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王均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