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鲍远福 蒋翼壕

　　在新媒介、新技术与电影拍摄手段不断革新的今天，意大利女导演宝拉·柯特莱西自编自导的黑白片《还有明天》，通过独特的内容形式、情感意趣、审美风格，在当代影视创作中重构了新的秩序。

《还有明天》海报

　　当短视频平台的大女主剧陷入同质化困境，当好莱坞“政治正确”模式下的《小美人鱼》《白雪公主》等女性题材作品再也无法勾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在充斥着资本逻辑和陈词滥调的院线片市场里，《还有明天》如同注入一潭死水的一剂强心针。这部小成本艺术电影，夺得意大利年度电影票房冠军，并横扫意大利电影大卫奖的六个奖项。如同夹缝中迸发出的一颗新芽，为渴求文化多样性与艺术多维度的当代观众带来了欢笑、泪水和凝思。影片中那股看似柔弱却能够“冲破一切”的韧性力量，将庸常生活中的惊奇感与探索性重新唤醒。当女主角迪莉娅将选票坚定地投入票箱的那一刻，银幕内外形成强烈的情感共振。银幕上的她，眼神中交织着不安与坚定；银幕外的观众，因这份难得的深度共情而泪流满面。

　　在主题表达层面，《还有明天》以二战后的意大利社会为舞台，用黑色幽默的手法撕开传统父权家庭的疮疤，让观众在窒息般的压抑氛围中触摸女性觉醒的脉搏。影片通过充满张力的影像语言，为我们展现女主人公的生存境况。开场的昏暗地下室场景里，迪莉娅向丈夫道早安，却换来一记响亮的耳光。迪莉娅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只有习以为常的沉默。同时，以近乎荒诞的喜剧手法，将家暴、性侵、经济压迫等残酷现实包裹在俏皮的音乐和夸张的肢体语言中。当丈夫殴打迪莉娅时，背景音乐突然变成欢快舞曲，人物之间的动作也被编成舞蹈，暗示暴力已经成为家庭生活的“日常演奏”。

　　这种独具特色的设计，揭示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的美学张力，即以意大利式喜剧基因和光影符号的转换来解构电影中的暴力。当家暴场景被编排为荒诞的双人舞，当浪漫音乐与施暴动作形成尖锐对立，当特效处理下的鼻血与肉体上的掐痕在虚实镜头之间切换，构建起一种充满张力的视觉奇观，既消解了暴力的血腥感，又凸显其荒谬本质。这种“以谑写痛”的手法，将观众从情绪宣泄引向理性反思，彰显了“新现实主义”导演出色的运镜手段和影像语言处理能力。

　　这种强烈的反差与不和谐感，揭露了一种更深刻的社会悲剧。即当暴力成为生活常态，受害者丧失愤怒和反抗的能力，暴力便不再是肉眼可见的压迫，而转化为一种无形的精神烙印。

　　在人物形象塑造层面，迪莉娅的生存境遇是无数传统西方女性命运的戏剧性缩影。影片通过瘫痪公公的猥琐凝视、丈夫的暴力统治、社会对女性“奉献”的规训三重枷锁，构建起压抑的父权牢笼。那些浸透生活质感的细节——断掉的马桶拉绳成为丈夫苛责的借口、女人在宴会中无法上桌吃饭、价值仅存于操持家务和生育后代——在克制的镜头语言中堆叠出暴力图景。这些场景没有煽情的对白，却让观众感受到一种结构性的暴力——女性被物化为家庭运转的零件，是男权社会和性别政治的“符号附庸”，在男权社会秩序中被剥离的沉默的背景音。

　　影片更深层次的叙事张力在于主奴关系的辩证反转。一方面，丈夫掌控了迪莉娅生活中的一切，在家庭中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另一方面，这种绝对权力依赖于迪莉娅的“主动认可”和“自我规训”，丈夫的特权是建立在迪莉娅无休止地劳作之上的。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当迪莉娅以静默的坚韧支撑起整个家庭的运转时，权力关系已经悄然发生反转——施暴者看似掌控全局，实则已成为被生存系统绑架的囚徒，其暴力本质是面对隐性失权焦虑的病态宣泄。这种被遮蔽的“弱者”属性，在迪莉娅觉醒之际将转化为颠覆性的力量。

　　1946年意大利女性首次获得投票权，便是这种转变和觉醒的契机。影片将国家政治进程与个人命运的转折巧妙缝合：当迪莉娅攥着选票走向投票站时，镜头中不断展现无数手持选票的女性群像，将个人的抗争升华为群体的共鸣和时代的共振。投票箱在此不仅是政治权力的象征，更是一面镜子，照见了女性从“附属品”到“觉醒主体”的身份重构与社会认同。

　　难能可贵的是，影片在思想表达层面并未陷入传统女性主义电影“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单一叙事结构，而是以更富历史纵深的视角揭示父权制度下的压迫。影片通过开放式结局的留白处理，将迪莉娅投下选票后的命运悬置于希望与困境的张力之中，当完成投票的迪莉娅回到家中，迎接她的或许又是一轮殴打，但那张浸透觉醒意志的投票已如种子埋入土壤中。她成功地以自身的行动打破命运的锁链，使女儿得以挣脱命运轮回的宿命，而瘫痪在床的公公最终病逝于床榻，预示着旧制度、旧势力终将不可逆转地走向消亡。这种处理突破了简单化的“反抗-胜利”叙事套路，展现出女性觉醒过程的复杂性与文明历史进步的渐进性，使女性主义叙事获得更具穿透力的历史纵深感。

　　不过，与《还有明天》中迪莉娅冲破牢笼形成互文的，是该片在国内院线市场遭遇的遇冷。这种现象也映射出如今全球艺术电影在商业院线中的生存困境。一方面，影院基于预售数据和上座率调整排片，使得小众题材往往“叫好不叫座”而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女性议题的严肃性也可能令观众望而却步。然而，这种“市场理性”恰恰暴露了更深层的问题：当资本主导的排片机制忽视多元表达时，我们是否在无意识中复刻了影片中“压迫者”的逻辑——将“不赚钱”等同于“无价值”？

　　然而，正是这种错位的映照，让影片展现出超越银幕的思辨张力。当迪莉娅的选票轻飘飘地落入箱底，我们听到的是一声跨越时空的呐喊：女性的解放从不是一蹴而就的恩赐，而是无数个体在黑暗中摸索光明的漫长征程。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或许，观众对这部电影的追寻本身便是一种隐喻。真正的觉醒，也许需要穿越泥泞，需要忍受孤独，但每一步的大胆前行都将指向更加自由的明天。面对商业化浪潮和资本逻辑裹挟的电影市场，观众手中的每一张电影票，不仅是消费行为，更是在为了一个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投票；当面包与玫瑰由冲突走向和谐共存，女性主义理想也终将在这样的坚持中获得绽放的希望。

　　（作者鲍远福系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教授，蒋翼壕系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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