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长宇 汪子钧

　　当泰莎以法律为利刃解剖受害者的证词时，《初步举证》的舞台布景和灯光已然暗藏讽喻。法庭的冷色调灯光如手术刀般切割人性的温度，被告席与证人席的舞台构图形成压迫性的对角线，隐喻司法体系内在的权力倾斜。直到泰莎从辩护者沦为受害者，记忆碎片与法庭证词的错位，将程序正义的冰冷逻辑撕开一道裂隙。这一刻，司法剧场不再是中立的裁决场域，而成为社会规训的微型剧场。女性的身体震颤被病理化为“失控”，记忆的模糊性被异化为“谎言”。这种身份倒置的戏剧张力，恰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言：“权力通过规训制造真理。”而艺术正是解构这种真理的手术刀。

《初步举证》剧照

　　身体解放：男性凝视下的性别规训与抵抗

　　在《初步举证》中，女性角色的身体不仅是她个人存在的载体，更是社会规训和男性凝视的焦点。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提出的男性凝视（Male Gaze）这一概念，指出了在视觉艺术和大众文化中，女性往往被物化为男性欲望的客体。以电影《007》系列为例，“邦女郎”的形象始终服务于男性观众的视觉快感，镜头刻意聚焦于女性角色的身体曲线，其叙事功能被简化为情欲符号。这种凝视不仅存在于虚构作品中，更渗透进现实生活。例如，椰树牌椰汁广告将女性身体与产品功能强行关联，暗示女性价值需要通过男性审美认可方能实现。

　　福柯的规训理论进一步指出，权力通过微观机制塑造身体规范。在电影《五十度灰》中，安娜斯塔西娅·斯蒂尔的被动服从与格雷的支配欲望形成鲜明对比，其身体成为规训权力的实验场。这种叙事强化了女性身体作为被规训对象的刻板逻辑，呼应了福柯所言“权力生产主体”的机制。在《赛博格宣言》中唐娜·哈拉维提出，技术可以打破性别的二元对立，创造出“后性别”的可能性。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女性解放提供了新的战场，也带来了新的规训形式。例如，社交平台上泛滥的“网红审美”通过算法强化单一审美标准，导致女性陷入“数字容貌焦虑”。TIKTOK的NoFilter运动虽鼓励素颜展示，但其流量仍被算法边缘化，显示技术中立的虚伪性。联合国报告指出，73%的女性曾遭遇网络骚扰；印度女性创办的“网络巡逻队”利用AI识别仇恨言论，但技术治理难以根除结构性歧视。在哈拉维看来，技术可帮助女性超越自身限制，实现身体解放。但是，这一过程也有可能被资本操控，例如整形产业的暴利化。

　　当下，艺术成为抵抗规训的有利武器。电影《神奇女侠》中戴安娜的战斗姿态颠覆了传统女性的玩物认知，身体不再是欲望的客体，而成为了力量的象征。电影《魔力麦克》以女性视角凝视男性身体，通过凝视权力的反转，解构性别化的观看关系。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撑。她指出，性别并非本质存在，而是通过重复行为构建的社会规范。因此，身体解放的核心在于夺回定义权。例如，韩国“脱掉束身衣”运动中，女性通过公开焚烧高跟鞋、化妆品等行为，拒绝迎合男性审美标准，以身体自主表达反抗规训。Body Positivity运动鼓励女性接纳多元身材，挑战传统审美霸权。然而，算法推送的“完美身材”仍暗含固化规训，显示抵抗与规训的复杂博弈。

　　空间解放：“家庭”牢笼中的偏见消解

　　在传统观念中，家庭被视为女性的主要活动空间，而公共领域则被默认为男性的战场。这种空间分配的性别化，实则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具象化投射。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具象化载体。《初步举证》中泰莎遭遇的职场性别偏见，《出走的决心》中陈红在工厂劳作后仍需承担全部家务，《82年生的金智英》里金智英被困在育儿与职场的夹缝中，家庭这一看似温暖的港湾，暴露出其作为规训场域的本质——通过家务劳动的性别化分工与经济依附的权力结构，编织出一张困住女性的网。

　　这种规训机制，其压迫性呈现出双重维度。一是家务劳动的性别化分工，在“职场平等”的伪装下，女性依然背负着无偿照料的重担。比如电影《隐藏人物》中，凯瑟琳·约翰逊不仅需要面对NASA的科研压力，还承担着家庭照料责任，暴露了“职场平等”表象下的结构性矛盾。二是家庭内部的权力控制，如《蓝色茉莉》中茉莉因经济依附被迫容忍丈夫的欺骗，最终丧失主体性。这些都印证了法国女作家、哲学家西蒙·波伏娃的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

　　要实现空间解放，本质在于打破家庭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法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女人的时间》中提出，女性主义虽然在政治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女人的问题。当《82年生的金智英》中的女主角金智英在公园哭诉“我也想喝一杯咖啡”时，她撕裂的不仅是家庭主妇的完美面具，还有对社会压缩女性空间的批判。

　　意识解放：解构认知暴力与重塑主体性

　　社会对女性的认知暴力往往以“常识”之名使之合理化。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就指出，教育、媒体、司法等机构通过潜移默化的规训塑造性别认知。这种现象在《初步举证》中被具化为双重悖论：泰莎作为律师时熟练运用“完美受害者”模板瓦解女性证词，成为受害者后却因情感流露被质疑证词的可靠性。这种矛盾折射出社会对女性叙事的预设框架——女性要么符合刻板化的“顺从”形象，要么面临可信度消解的风险。

　　这种认知暴力体现为三重枷锁：其一，性格刻板印象的规训，如《乱世佳人》中斯嘉丽因强悍个性被斥为“不符合淑女规范”，她的反抗也被污名为“歇斯底里”。其二，职场归因偏差的暴力，《穿普拉达的女王》中安迪的成就被归因为“幸运”而非能力，但男性同事的平庸表现却被默认为合理。其三，道德双重标准的审判，《红字》中海丝特因通奸被公开羞辱，而牧师亚瑟却隐匿罪责。

　　意识的解放需要重构叙事权，重塑主体性。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不仅是个人觉醒，更是对父权统治的公开挑战；《沙漠之花》中华莉丝逃离割礼命运并成为超模，是以个体的亲身经历颠覆“女性应顺从苦难”的话语霸权。瑞典将性别平等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从源头消解认知暴力。这些都说明，女性正在通过书写自身故事，打破他者定义的囚笼。

　　从《初步举证》出发，女性解放绝非单一停留在男女平等的权益追求上，而是进行身体、空间与意识的三重革命。福柯的规训理论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微观机制渗透进日常生活，而艺术叙事则提供了抵抗的切口。如《婚姻故事》中查理最终承认自身在家庭中的缺席，并承担育儿责任，展现了男性解构特权的可能。

　　性别平等是全社会的伦理工程，需要长期推进和完善。在政策层面，要进一步推动同工同酬、完善育儿支持体系。在文化层面，要鼓励媒体多元化呈现女性形象，拒绝将女性简化为“母亲”“妻子”或性感符号。只有当司法不再以“中立”之名掩盖偏见，家庭不再以“爱”之名施加束缚，公共话语不再合理化压迫，女性方能实现从规训到自由的飞跃，实现福柯所言的“生存美学”——每个个体皆能自主定义存在的意义。

　　（作者刘长宇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作者汪子钧系四川文理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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