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　帆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既是宏观理论问题，更是具体学术实践问题。笔者研究中国小说史已有三十个年头，主要研究领域有四：小说评点、小说术语、小说文体和小说批评。这四个领域都涉及小说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且都以实现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本土化”为宗旨，可看作立足文化主体性，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一种学术探索。

　　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本土化”，首先要实现的是研究观念的“本土化”。我们以“小说术语研究”为例：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中，“小说”和“叙事”两个观念最为重要。“小说”与“novel”的对译，“叙事”与“narrative”的对译，是20世纪以来影响中国小说研究最为重要的两个理论观念。前者确认了小说的“虚构”属性，故“虚构”成为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观念。后者限定了小说的“故事”特性，故有无“故事”成了判定一部小说的基本标准。

　　一般认为，现代“小说”观念是从日本逆输而来的，“小说”一词的现代变迁是将之与“novel”对译的产物；其中最为本质的是小说观念，以梁启超和鲁迅对后来小说之研究影响最大。一方面，经过梁启超等“小说界革命”的努力，小说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在20世纪初被不断强化。而鲁迅等的小说史研究更是以新的文学史观念和小说观念为理论指导，其中最主要的即小说乃“虚构之叙事散文”这一特性的确立。“叙事”观念亦然。浦安迪谓：“‘叙事’又称‘叙述’，是中国文论里早就有的术语，近年来用来翻译英文‘narrative’一词。”“简而言之，叙事就是‘讲故事’。”这一符合“narrative”的解释是否完全适合传统中国语境中的“叙事”？或者说，“叙事”在传统中国语境中是否真的仅是“讲故事”？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以“虚构”和“故事”来评判中国古代小说，其实是不全面的，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情况也有所偏离。如“novel”“虚构之叙事散文”的内涵与“小说”在传统中国的所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它所对应的主要是元明以来的长篇章回小说。故“小说”与“novel”的对译实际缩小了古代小说之外延，而外延的缩小带来的是对古代小说史的遮蔽；这或许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最大弊端。“叙事”观念亦然，“叙事”内涵在中国古代绝非单一的“讲故事”可以涵盖，这种丰富性既得自事的多义性，也来自叙的多样化。就事而言，有事物、事件、事情、事由、事类、故事等多种内涵；而叙也包含记录、叙述、罗列、说明等多重理解。对“叙事”的狭隘理解是20世纪以来形成的，直接导致了认知偏差，这在笔记体小说的研究中表现尤为明显。

　　其次要实现的是价值标准的“本土化”。以“小说文体研究”为例：翻检中国小说文体研究史，我们发现小说文体史上一些大的判断有明显的偏差乃至失误。譬如关于中国小说文体源流的阐释，小说研究史上有不少颇为流行的观念：

　　以“虚构”为标尺，认为唐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早成熟的文体，所谓小说的“文体独立”“小说文体的开端”等都是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耳熟能详的表述。以“故事”为基准，故事的长度和叙事的曲折程度是衡量小说文体价值高低的标准；于是粗陈梗概的笔记体小说自然与叙述婉转的传奇体小说分出了高下，传奇体小说成了文言小说中最成熟的文体形态。另外，从“虚构”“故事”和“通俗”三方面立论，认为以章回体为主的白话通俗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主流文体；并在“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构拟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指白话通俗小说）”的“一代文学”之脉络；还循此推演出了古代小说文体实现了“由雅入俗”之变迁的结论——通俗小说由此而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文体。这些思想观念已然成了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定论，但实际情况大可辨析。

　　中国小说史研究还显现了强烈的古今差异：由重文轻白渐演为重白轻文，从重笔记轻传奇变而为重传奇轻笔记。古代小说乃“文白二分”，文言一系由笔记、传奇二体所构成，在古代中国，小说之重文轻白、重笔记轻传奇是一贯传统；而20世纪以来的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格局则是重白轻文和重传奇轻笔记。观其变化之迹，这一格局的形成一在于思想观念，如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看重小说之“通俗化民”；一在于研究观念，如鲁迅等“虚构之叙事散文”的小说观念与传奇小说、白话通俗小说更为契合。这一格局对中国小说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小说研究与传统中国小说之本然渐行渐远。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古代小说的文体研究持思想、形象、结构、语言的四分法，且思想的深刻性、形象的典型性、结构的完整性和语言的性格化在小说研究中几乎成了恒定的标尺，并由此判定其价值；这一价值尺度其实也与古代小说颇多悖异。

　　此外，还要实现方法路径的“本土化”。我们以“小说评点研究”为例，着重讨论以下三种路径：

　　一是“物质”的小说评点研究。在小说评点研究中引入物质维度，基于两种研究观念的支撑：“传播”观念及其方法的运用和小说（主要指白话通俗小说）作为文学商品的定位。在评点所涉及的诸种文体中，小说是一种有着特殊艺术品格的文体样式，具有浓重的文学商品化的特色；小说评点也相应地染上了文学商品化的色素。从物质维度看待小说评点，书坊与印刷是最值得关注的两个对象。而在书坊与小说评点的关系上，建阳书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其中又以余象斗的“评林体”为典型个案。同时，随着小说评点的出版中心由建阳向苏杭的转移，小说评点的物质内涵有明显变化，尤其是印刷技术的提高对小说评点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至晚清民初，伴随着小说评点的新载体——报刊的崛起，报刊小说评点开启了小说评点的新纪元。

　　二是“大文体”格局下的小说评点研究。所谓“大文体”格局是指古代小说文体有一个重要特征——正文之外大多有评点与图像，用于探究和揭示古代小说“正文—评点—插图”三位一体的文本形态。对于这一现象，学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小说评点研究、小说图像研究都非常热闹，但研究思路还是以文学批评史视角和美术史视角为主体，对古代小说“图文评”结合的价值认知尚不充分。一方面，研究者对图像与评点的价值功能给予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却又在整体上试图割裂评点、图像与小说正文的统一性，遮蔽了评点和插图在小说文体建构过程中的能动性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从小说史研究角度而言，“大文体”观念的提出是要求重建关于小说评点和小说插图的认知，将小说的文体研究范围拓展到小说文本之全部，包含正文、插图、评点（含注释）等；从而揭示“图文评”三者在小说文体建构中的合力效果和整体意义。

　　三是西学浸染下的小说评点研究。小说评点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当然离不开西学的浸染，因为“以西例律我国小说”是20世纪以来小说史研究的通例。从理论方法而言，小说评点史研究与西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副文本理论与小说评点“图文评”结合的文本形态研究，“新批评”与小说评点文本细读之异同研究，叙事学与小说评点的相关性研究，书籍史与小说刊本的形态研究、读者意识理论与小说评点之关联性研究等。以上这些理论学说大多思想深厚，方法新颖，也颇切合小说评点史之实际，可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加以改造。

　　综上所述，20世纪以来的小说史研究在研究内涵、价值评判和方法路径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少值得反省和改造的地方；其中“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影响最大。因此，中国小说史研究要获得更大的发展，研究观念、价值标准和路径方法的“本土化”是其中最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