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念晗

　　秦岭巴山，悠悠蜀道，北五南三。蜀道连接南北丝路，是中国古代最早开辟的交通大动脉之一，与京杭大运河、长城、郑和下西洋路线齐名。在这里，人类迁徙、流动，跨过地域边界施展智慧，落地生根。

　　绿色生态之道

　　“翠云廊，苍烟护，苔花荫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穿行在千年古柏林廊里，人一下子仿佛化入真空、融入水中，将世俗的嘈杂、烦扰隔绝于外。遒劲隽永的苍古翠柏宛如一位又一位从历史长河中走来的老人。自先秦经蜀汉至明朝，翠云廊经历了七次大规模种植，直至今日七千七百余株行道古柏与剑门关相融共生。这里是古蜀道金牛道的一段，也是中原入蜀的第一站。

　　“街空三百里，一色郁青苍。”翠云廊，三百里古柏绵延挺拔于金牛古道两旁，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生态文化长廊。古道以青石条铺路，缘山沿河而建，道路两边的古柏之外，秦蜀百姓植桑种粮，青山环绕。翠云廊受官民爱护“相禁剪伐”，州官新旧交接要清点古柏数量进行“交树交印”仪式，俨然是古代中国上下同心、干群同力的全民环保行动了。

　　山水总相伴，蜀道上还有一处水陆相依的道路要塞——明月峡。嘉陵江因“源出陕西大散关西南嘉陵谷”而得名，经过秦巴大草甸后变得气势汹涌奔腾而出，沿途穿过高山峡谷，直到越过朝天清风峡、明月峡，河面才开始变得逐渐宽阔而平坦。到了明月峡，虽然河面渐宽，但两岸山岩却又变得异常险峻，刀砍斧削，壁立千仞，从而形成了嘉陵江上最大的高山奇险大峡谷。

　　明月峡是秦蜀古道上南来北往的交通要冲，自古是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汇集了不同朝代、不同修建方式的道路形态。水陆两栖，上天入地。金牛驿道、先秦古栈道、嘉陵江航道、纤夫道、108国道、宝成铁路六道并生，被誉为中国陆上交通的天然博物馆。像这样古今交通形态最集中、时间跨度最久远、遗存保护最完整的交通群，是当今世界交通史上的一大奇迹。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先民对自然“怀敬畏”的自然观，对生活“寻路径”的民生观，对认知“常思辨”的哲学观，汇成一股世代更迭的“绿色合力”，护住了绿水青山间盘旋交错的生态长廊。中华文明充盈着天人共生、自然共存、万物并育、循环运行、永不衰竭的生态发展智慧，中华儿女对生态文明的认知萌芽已在自然道法和秦蜀古道的山水之间孕育千年。

　　安邦繁荣之道

　　古往今来，军事部署、商贸往来、文化交融，均离不开道路通畅，无所妨碍。秦蜀古道连接成都平原与关中平原，自古是“倚剑南蜀川为根本”的物资要塞。秦国沿蜀道南下，获得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令巴蜀成为统一六国的重要大后方。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须过蜀道，把军事基地建在汉中。隋朝在统一南方的进程中，以巴蜀为战略基地，通过蜀道等道路集结调配军资，顺江而下实现大一统。唐朝稳定运转，蜀道沿线是重要的物资流通链条，战乱避难，幸蜀入川。南宋末年，四川地区依托蜀道沿线诸多关隘顽强抵抗，坚守长达数十年。

　　铁血秦蜀道，有着深沉的红色记忆。革命摇篮川陕根据地在此建设，以川陕交界汉中为起点，建立了通往川陕苏区的红色交通线。巴山游击队在艰苦条件下发展壮大，为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长征路上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血战剑门天险，为主力红军部队会合奠定了基础。川军出川赴抗战北线，民众撤向大后方、在西南避寇，百万军民在川陕公路间奔流。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兵荒马乱时作兵家重镇守川北门户，海晏河清时作贸易枢纽商贾要道，蜀道冲破四川盆地的天然阻隔，成为了巴蜀瑰宝走向世界的大道。茶叶、井盐、蜀锦经蜀道远销中原传至西域，中原的文字、教育、金属冶炼等通过蜀道贸易传来巴蜀。这条道路，让不同地域的物质资源汇聚融通，经此地形成优化配置，为经济交流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蜀道商贸使物资流通，国家经济协调稳定，沿线经济得到了持续繁荣发展，沿线城市因蜀道而兴。成都凭借蜀道与外界紧密相连，成为闻名遐迩的商业都会，如杜甫笔下所述“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天险之下是商旅行人，川流不息。广元、梓潼等地商队云集，客栈休憩、车马精良，马帮驮着货物前行，各地奇珍在此汇聚。

　　蜀道具有浓厚的定国安邦底色，是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和军事要塞，同时是物资流通与贸易往来的经济动脉。昨日战场的古道烽烟，青石板路上的车辙痕印、马蹄声疾，绘制了蜀道上千年不变的繁华长卷，奔流不息。

　　文化多彩之道

　　自古修建交通多是傍山而行、沿河而兴，其中的栈道文化尤久负盛名。褒斜道南起汉中石门，褒斜道上著名的古栈道石门栈道，自东汉以降，古人在石门隧道两壁及褒河栈道两岸的崖壁上石刻丹青，留下大量题咏和记事文学，对褒斜道的勘查开辟进行记录，为古栈道的山水风光留下记忆，既是书法与雕刻艺术的浑然天成，又是小篆向隶书过渡、隶书向楷书转变的研究实例。

　　书法艺术、语言文学、水利土木，“石门十三品”留存了太多珍贵的历史信息。蜀道山水，也有自己的一部绘画史。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自唐代开始，以蜀道山水为主题的高质量作品大量涌现。吴道子“吴带当风”的线条由人物解放到山水，他下手风雨快，一日作嘉陵江三百里。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小李将军李昭道画（传）《明皇幸蜀图》山势上青天，唐玄宗安史之乱的弃城之痛在蜀道山水画里就这样被抚平了。此外，王维、关仝、郭熙分别画过《蜀山栈道图》，沈周、仇英、张大千皆创作过《剑阁图》，赵孟頫的《蜀道难图》、王翚的《蜀栈道图》，以及《蜀道行旅图》《嘉陵江古栈道》《蜀山栈道》等都是典型之作。文人墨客络绎不绝，行旅至蜀的山水喜悦或家国哀伤只有当事人自己明了。由此，巴山蜀水的栈道天险图景成为中国山水画历代不衰的经典图式。

　　蜀道，也是一条写满诗意的古道。从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慨，到杜甫“唯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的赞叹，诗人们将蜀道的险、峻、奇、绝逐一呈现。这些诗作诞生于诗人行旅途中，他们身临绝壁，脚踏青石路，将内心的震撼和触动化作笔下文字。蜀道诗歌在历朝历代被反复吟诵和品鉴，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引发了不同时代人们的情感共鸣。蜀道诗歌的广为流传不仅仅是因为对山川风貌的经典描摹赞颂，更是因为文人墨客们在字里行间，映照了百味人生境遇与道路理法哲思。

　　岁月悠悠，蜀道虽已不复往昔的行路之难，但那些流传在蜀道上的诗歌、书画却依旧鲜活且撼动人心，让我们得以在今天领略蜀道中蕴藏的中华文化之精益。

　　文明互鉴之道

　　秦蜀古道，是两地相连互动的血脉之道，是黄河文明与巴蜀文明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发展的生命线，更是对外开放合作、相融发展，连接南北丝绸之路的重要路网。

　　古代丝绸之路始于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从此开辟了中西方经济和文化相互交流的丝绸之路。史书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进言汉武帝“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在汉武帝继第一次开拓西南夷无果之后数年，此时另派五路副使进入西南夷，开启了对该地区的第二次开拓，通过秦蜀古道而曲线拐道，快速进入西南夷地区，开始外交和贸易活动，最终西汉对西南夷地区形成了真正的统治。

　　公元618年，隋炀帝身死国灭。李渊在长安废杨侑称帝，建国号唐。兵祸横行，黎民逃亡，僧侣避难。玄奘，走金牛道“西逾剑阁，既达蜀都”。“蓉漂”数年，是玄奘未来西行“出道”的前传，入蜀后的信仰浇灌则为他此后西去取经求法，成为影响世界佛教历史的重要人物埋下伏笔。玄奘西行路线，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丝绸之路所奠定的道路基础和地理指引。

　　佛教沿蜀道从北入口传入四川，一处接一处的石窟摩崖造像珍珠项链儿般地串在古蜀道上。从广元城北的千佛崖到隔江相望的皇泽寺，从利州观音岩摩崖造像到剑阁鹤鸣观石刻，从武连镇觉苑寺明代壁画到绵阳西山观的道佛互融石刻，再到成都平原的邛崃、大邑、夹江、丹棱、资中，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一直传播到川南的安岳、重庆的大足。道教文化也为巴蜀石窟艺术提供了独特思路，本土道教与佛教石窟擦出火花，安岳茗山寺的佛道同龛，华严洞的释、道、儒同窟造像等。佛入了仙山，他们美美与共、各美其美互不打扰。道士成仙、和尚成佛，大道至简，殊途同归。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谐共融的格局胸怀、文明互鉴的时空体量，使绵长文脉，熠熠重光。

　　智慧精神之道

　　开辟蜀道，是古人对未知世界的勇敢眺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面临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依旧凭借顽强的毅力在崇山峻岭间凿出道路。一锤一凿间，凝聚着坚韧不拔的血汗与意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蜀道精神，是负重前行，不畏艰险。

　　建设蜀道，需要攻克诸多技术难题，在工程技术领域，堪称巧夺天工。面对秦岭和大巴山等天然屏障，古人们开拓创新。如搭建栈道、开辟山路，用智慧巧思构建了交通栈道，凿孔插入木梁，再铺设木板，形成悬空的通道。创“火焚水激”法开凿岩石，利用热胀冷缩的物理原理令山石崩裂，克服在坚硬岩石地段的施工困难。“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之言，可喻蜀道之成。蜀道精神，是随事而制，开拓创新。

　　行走蜀道，不只是行走两省，而是行走了一回中国和世界的相连。古罗马大道，今天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只是记载于书本的一个文化符号；古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骄傲，今天是一段又一段辉煌的遗存。中国秦蜀古道，尤其是剑门蜀道，大部分至今保存完整，三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在发挥着她的部分功能与作用，亦保留着生态共存、定国安邦、艺术沃土、文明互鉴的文脉底色，在新时代盎然传承。蜀道精神，是眺望山外，兼容并包，连通世界。

　　在当下，我们全力深入探寻与展现蜀道自远古绵延至今的价值拓展维度，力求达成蜀道精神于历史与现代的交融无间、文化脉络的畅达无阻、产业形态的协同互进，把蜀道精神深深植入中华文明的宏大格局之中，让蜀道化为破除艰难险阻、导向未来征途的强劲引擎。

　　（作者崔念晗系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研部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