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华裔

　　“酒色端能误国邦，由来美色陷忠良”，这是长篇小说《水浒传》里的一句原词，也是对“红颜祸水”的解析与佐证。在历史的卷宗里，潘金莲这一传统的文学形象已深入人心，她是文人骚客笔下的浪荡妇人，是道德礼制谴责的对象，是非评判久成定论、世代因袭。

　　本文并不想为金莲翻案。当然，历史上不乏为其翻案者，或同情她的遭遇，或宽宥她的罪行，甚至有为其升华道德者，但这是另外一个论题。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对于金莲这样一个饱受争议的女性形象，该如何用艺术的审美方式进行再创造。

　　据笔者了解，仅是戏曲，就曾有昆曲、川剧、秦腔、豫剧、汉剧、粤剧等不同剧种对这一形象进行了演绎，电视、电影也有诸多版本。在今天，如何表达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这是每一个试图将她搬上舞台的艺术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近日，由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广东汉剧传承研究院等单位出品的汉剧电影《金莲》在梅州、广州、北京等地陆续展映。该片改编自舞台版同名汉剧，在意境的塑造和开拓上呈现新的创造与追求，丰富的镜头语言彰显“客家人的大戏”汉剧的隽永魅力。

　　美是原罪吗？在金莲的世界里，或许是这样的。她的美，是一切罪恶的缘起，天生而就的美丽，让男人贪恋，令女人嫉妒。在命运的捉弄下，她一步一步地从清白无辜踏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最终饮刀而亡完成自我救赎。

　　与武大不相称的婚姻堪比牢笼，她饱受精神折磨；嫁入西门府，她四面楚歌，彻底失去自尊。作为西门官人的五房小妾，金莲低眉折腰、卑躬屈膝。西门庆只当她是股掌间的玩物，府里的婆娘拿住她的把柄对其恶语相向。她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被一步步逼到“恶”的深渊。这是金莲犯罪的根源，可对于这些描述，历史从来都是疏笔淡墨，甚至泯灭无闻。对于她“恶”的描述，却是浓墨重彩、批判谴责。然而，一个真实的人，必定是复杂的。金莲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也不能被某一个抽象的概念所概括。她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七情六欲的真实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美善合一”，但在现实社会中，人类情感的本质并不都是美的、善的。文艺主情，文艺作品是情感教育的最好利器，戏曲亦“善为教者”，“剧之作用，本在规正风俗”（戏曲理论家吴梅语），可观“人心风俗”，也可移“人心风俗”，能够起到激扬劝诱、褒美贬丑的功用。

　　看得出，整部影片从文本到镜头，以及舞美置景等方面，都做足了功课。戏曲很难实现多重叙事，因此，导演首先对脚本进行电影叙事改编，大刀阔斧地将王婆、郓哥、武大三个人物进行“幕后处理”。同时，加强武松的戏剧贯穿，将“武松归来”作为矛盾的开篇，引向更深更激烈的剧情发展，使金莲有了明确的行动动机——“武松要来杀我”，令她终日深陷极度紧张、焦虑的状态之中。在金莲的惶恐与不安中，音乐予以无缝衔接，武松身着镣铐、双拳紧握，踉跄走入镜头。从原舞台剧本的“金莲求生”转换为电影的“金莲由惧死到饮刀求死”，影片实现了一条主线和一条副线的交织叙事。主线是金莲在西门府的行动线，有着独立成章的起承转合；武松复仇则作为一条副线贯穿全剧，在金莲的回忆和内心独白中，闪现过往情景和场面，勾起戏外的冲突，穿针引线式地补充主线叙事。最终，两条行动线在片尾交合。

　　导演王一岩有着极为丰富的纪录片、故事片的拍摄实践，这种独特的优势使得该片镜头流畅舒展，镜头间的联系和叙事衔接有机自然。她以敏锐的女性视角来解读女性，剧中呈现的女性角色，从服饰造型、光影色调、镜头呈现皆追求细节极致，令观者赏心悦目。大段唱腔的处理行云流水，全景观照演员的身段表演，不漏一个身段表演的技巧看点。借助空镜头，让环境也参与表演，寓情于景，将人物情绪借景抒发、渲染、烘托出来，激荡起观众的情思；留白之处，启迪观众自己去品味、想象、补充剧中人的心声。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常常出现一个独特的镜头视角——摄影机隔着一道门障拍摄门外置身全景中的人物，如同一个局外人在审视着周遭发生的一切。常见于纪录片的旁观者视角频频出现在这部影片中，体现了导演的创作立场——并非将主观意识强行传达给观众，而是不加褒贬地用艺术的力量，引导观众重新走入这段历史，在历史的多棱镜中重新审视思考潘金莲这一人物。它带给观众的思索，是超越影片本身的。导演并没有在塑造一个既美又善的潘金莲，也没有着意于现代意识的突破，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给了潘金莲一个转身的余地、一次复活的机会。

　　金莲的饰演者李仙花，是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是广东汉剧的代表人物。在艺术上，她没有专一师、宗一派，而是吸收百家之长、融会贯通于己身，创造出自己的风格。片中，李仙花将花旦、花衫、青衣三个行当特点完美融合，通过表演尺度的改变，借助电影镜头的表达，使电影托举表演，呈现集美、怨、善、恶于一身的潘金莲。她运用二黄、反二黄、西皮原板、重唱等丰富的唱腔板式，创造性地借鉴民族歌剧展现人物心声，塑造人物性格，提升了广东汉剧的艺术魅力和美学品格。此外，整部影片采用了“青绿”色调，衬着金莲“红、绿、粉、桔、紫”的服饰造型，准确地营造出金莲俗艳的视觉观感。

　　要想让人物形象满足概括性和典型化的要求，除了强化表演之外，词曲宾白的创作也同等重要。只有“设身处地”，才能“入情入理”，唯曲情相宜，才可引人入胜。尽管片中的唱腔、作曲均凸显了广东汉剧声腔特色，笔者认为，唱腔设计和曲之意境还未真正将唱词和人物心绪烘托到极致，甚至还有“淹”词之感，建议加入极具特色的地域唱腔，让歌词既“传情”也“达意”，增强文化的辨识度。

　　无疑，金莲是个悲剧人物，她的悲剧人生是注定的，亦如任何一个身处封建社会却有着自主意识的女性宿命。影片中的金莲在痛苦与困顿中挣扎，一次次呼喊“我只想活着”，她的唯一愿景只是活着而已！而最终，金莲衔恨而死，死在武松刀下。这只是金莲的悲剧吗？不，这不仅是金莲的悲剧，也是封建社会千万个命如蝼蚁的女性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一部文艺作品，是否“有补于世”？电影《金莲》用崭新的艺术呈现，向观众给出了主创们思考和努力的答案——“无论奇正，皆取明理”。

　　（作者李华裔系中国戏曲学院交流合作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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