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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辉
因“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韩国女作家韩江赢得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以下简称诺奖),其实她也是诗人。该与她一起大笑的,应是诺奖评委会——这次又“蒙”过了赔率榜。
韩江获奖,既意外也不意外:意外的是,韩江几乎算是“年轻作家”,直到2015年,她才踏上国际文坛,距获诺奖不足10年,而一般情况下,作家从写出代表作到获诺奖需20年;不意外的是,韩江此前已是获布克奖的首位亚洲作家(2016年),作品的品质过硬。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世界中没有冠亚军,但韩江确给人“一飞冲天”之感。
韩江部分作品的中译本
《素食者》轰动欧美
韩江生于1970年,她的父亲韩胜源是韩国著名小说家,曾获代表韩国中短篇小说最高水准的李箱文学奖。韩江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父亲是一位年轻而贫穷的小说家,他把我们那没有家具的房子堆满了书。书架上的书如洪水般倾泻而下,凌乱地堆满了地板,像一家从没整理过的二手书店。对我来说,书是半生命体。”
童年时代,韩江迷恋姜素千(韩国儿童诗人)、马海松(韩国童话作家)和林格伦(瑞典童话作家),10多岁时则喜欢俄罗斯文学,尤爱陀思妥耶夫斯基,且反复阅读过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诗人之死》。
14岁时,韩江读了韩国作家林哲宇的《沙平站》,她说:“我被这个生动的故事迷住了,决定成为一名作家。”
韩江23岁时发表处女作。她的创作可分为两阶段:2016年前,韩江获得的都是韩国国内的文学奖,只是韩国名作家;2016年,韩江获得布克文学奖,此后赢得各种国际文学大奖,成为世界级名作家。
转折源于2015年,28岁的英国博士生黛博拉·史密斯将韩江的《素食者》译成英语。《素食者》由互相嵌套的三个中篇小说构成,第二部《蒙古斑》(后改名为《胎记》)写于2005年,并获得了当年的李箱文学奖。韩江更愿推荐自己的其他小说,但黛博拉·史密斯坚持认为:这个故事,西方人能看得懂。
《素食者》果然在欧美引起轰动,黛博拉·史密斯和韩江同获布克奖。
“豪杰译”歪打正着
对于英译本,韩国读者深感不满,因偏离原著太多。
学者查理斯·尹研究了小说的第一部分,发现误译率高达10.9%,原文删节率5.7%,甚至出现了这样奇怪的句子:“她伸出脚,平静地把门关上。”可原文写的是手。此外,第一部分31.5%的句子几乎是黛博拉·史密斯重写的,这使“译本带有‘十九世纪的韵味’,让人想起契诃夫”。
黛博拉·史密斯此前只学过三年韩语(一说是六年),不得不“豪杰译”,但这可能是明智的选择。《素食者》的英译本被赞“文笔优美”,且避开了英语读者最感不快的“雷”——原文中有许多非理性的感性描写。书中主角英惠精神失常,黛博拉·史密斯把她改写成逻辑严密的正常人,因为“我们喜欢读那些积极理性、努力克服困难、主动行动而非被动接受的人物的故事”(韩裔美国学者查理斯·尹用语)。
正如查理斯·尹所说:“最终,她(指黛博拉·史密斯)还是做出了一道非凡的菜,数百万新食客都觉得它很美味。几位米其林评委(指布克奖评委)碰巧品尝了这道菜,并授予它三星(指授予布克奖)。”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英语读者看到的韩江不是真实的韩江,则诺奖究竟奖的是谁?
其实,已不能再把文学理解为只有创作,还要看到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的一面。在今天,好作品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作家的才华之外,还需推广、解读、翻译、认证、读者群培养等专业化手段的介入,才能成功。优秀作家不仅要有文字功夫,还要有配合能力。黛博拉·史密斯便称赞说,韩江能阅读英译文,这使双方交流顺畅。
犹如《狂人日记》当代版
《素食者》成就了韩江,也是理解韩江的钥匙,其故事很简单:
第一部讲述女主角英惠因噩梦,对食肉者的体味感到恶心,从此食素。丈夫无法劝服,便告诉了英惠的粗暴父亲,后者在家宴时,暴力将肉塞入英惠口中,英惠割腕自杀,精神崩溃。
第二部讲述英惠的姐夫得知她身上有胎记,产生冲动,以人体绘画并拍摄为名,与英惠往来,英惠陶醉于人体绘画之美,姐夫则陷入情欲,姐姐发现后,将英惠送入精神病院。
第三部讲述精神病院中的英惠突然绝食,她称自己是一棵树,只需浇水,姐姐试图说服英惠,却突然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一直恨着妹妹。姐姐从小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只能用保护妹妹获取生命价值,从而丧失自我,靠外部目标支撑人生,这让她陷入恨中。英惠最终拒绝了姐姐的劝告,医生、护士强制给她喂食,她挣扎至胃出血,生命垂危。上急救车前,英惠对姐姐说:“说不定这是一场梦……”
《素食者》的故事与《狂人日记》略似:主角均从梦中醒来,选择新的生活方式,都落入他人的重围,都遭遇兄弟情(或姐妹情)的虚伪,都因“吃”而悟……
主题亦略似:布克奖称《素食者》“描绘了一个普通女性对紧缚自己的守旧传统与思想的抵抗”,而《狂人日记》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这种儒家文化氛围中形成的感受,如何传达给外人?经典著作在前,后来者怎样出新?作家只能“后退式前进”,一边仰望着前人,一边走向未来。韩江也如此。
好文本能打动不同的人
在《素食者》中,韩江的叙事策略是:沿着“植物性”展开意象,肉、野兽、血等构成残酷现实,树、鸟、花、森林、胎记等是可望不可即的彼岸,不论二者如何搅动,永远无法突破“生活在别处”的困局。
我是谁、活着是什么、一切为何不可动摇……绝食的英惠问:“没有人能理解我……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他们都一样……”姐姐说:“我这不是怕你死掉吗?”英惠反问道:“我为什么不能死?”
这种变形感、非人感、荒诞感,是现代人的普遍感受,既与卡夫卡的《变形记》接续,又能跨越文化隔阂。韩江想写凶恶的父辈、不负责的丈夫、满脑子欲望的姐夫们构成的群体,对女性的压榨,而欧美读者感动的则是人人都是受造物,“我”不过是被他人殖民后的“我”。
童年经历相似,受到的教育相似,知识构成相似,情感体验相似……现代人还没开始实践,已被告知结果;还没开始激动,尺度已设立;还没开始寻找,答案已公布。意义只与灌输相关,独自摸索即歧途,这让“几十年来积累的紧张和恐惧已经深深地潜藏在我们内心,并在短暂的闪现中显现出来”,有了巨大的感染力。韩江说的是历史,欧美读者听到的却是当下感受。
没有误读,就没有文学。文学靠误读传承,关键看能否从自己文化根脉中,为他人提供误读的可能。韩江之长,正在于抓住了这种可能——她用隐喻思维,赋予小说独特的概括性,所思虽异,情感震撼却相通。
从揭示自我走向揭示存在
中韩两国文化相似,上世纪70年代末,两国女作家崛起,初期与男性文学区别不大,也聚焦于现代化冲击下,个体、家庭与社会的应对之道。
上世纪90年代,中韩作家的女性主体意识觉醒,韩国的赵庆兰、全景麟、申京淑、孔冰枝等,风格可与中国的同时代的一些女作家对读。
据学者谢琼的《近十年韩国女性小说漫谈》,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韩国女性文学开始“超越性别界限的拓宽”,更多聚焦在生活的荒谬感和无力感,探索两性理解的艰难与绝望。殷熙耕的《妻子的盒子》、孔善玉的《雨中》、朴婉绪的《孤独的你》等,“将自身群体曾经的劣势转化为某种观察的优势,并对男性以致整个人类报以宽容的观照”。
韩江的小说亦如此,表达女性感受,是为解释存在的悲剧性。正如《素食者》中,丈夫选择英惠,源于“我之所以会跟这样的女人结婚,是因为她没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同时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缺点……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舒坦”。用最低的成本去模仿爱,只为过一次和别人相似的人生。赋予《素食者》更多的凄凉感。
韩江等作家能实现这一跃迁,与熟悉欧美文学议题、沟通充分相关。随着创作越来越脱离个人努力,走向团队合作,信息优势是决定性的,而这也许就是韩江能“一飞冲天”的原因。(陈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