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志远

　　“民以食为天。”但是，在“衣食住行”人类生存的四大基本要素中，为何排在首位的不是“食”而是“衣”？

　　因为“衣”是“文明”的人类与“野蛮”的动物的根本区别之所在。“食”代表的是生存，所有的动物乃至生物都需要；“衣”代表的是文明，甚至可以说代表着文明的程度，只有人类才具有。只是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对“食”即生存的关注更多，对“衣”即文明的关注较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或多或少有“观念”的问题，即认为“食”是不能少的，“衣”固然也不能少，但“服”上加个“饰”，就有些“奢侈”了，而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勤劳朴素的，是不能追求奢华的。虽然追求奢华不一定好，追求“美”却是人类乃至生物的共性。所以，人类的服饰既体现了文明程度，还表现出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成为一种文化的表现，用时髦一些的表述，是“物质文化”“物质文明”的体现。

　　罗玮和他的《马上衣冠——元明服饰中的蒙古因素》，具有鲜明的特征：

　　其一，以往关于古代服饰的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采用“历代服饰史”即“贯通”的研究模式；另一种是限于某个具体朝代即“断代”的服饰形制研究。这两种服饰研究模式皆有其合理性，而且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问题也是明显的。“贯通”式研究容易止于表层，往往只是在进行服饰形制等物质研究之后便浅尝辄止，并不涉及服饰背后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断代”式研究的视野专注，却容易忽视服饰本身所具备的长时段、跨朝代继承和延续的历史属性。本书在前两种服饰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既不谋求“贯通”于中国历代，也不局限在某个“断代”，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交融与传承角度，关注蒙古服饰对中国服饰本身和文化内核的影响。

　　其二，本书选取元、明两代作为服饰问题研究的基本时段，对蒙古服饰传统在元、明两代数百年长时段的影响和流播遗存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第一章“马上衣冠：元代服饰中的蒙古因素”探讨了元代服饰中的蒙古因素，分别对钹笠帽、后檐帽、辫线袄、答忽与半臂、质孙、兀剌靴、云肩等十三类元代影响较大的蒙古服饰进行了研究。第二章“汉世胡风：明代服饰中的蒙古遗存”探讨了以上诸种蒙古服饰因素在明代社会中的存在、传播和流变状况，并尝试对其行用阶层人群、行用原因、社会心理以及所反映的政治文化背景等进行初步探讨。第三章“遗俗流变：蒙古服饰的深层影响”初步探讨了明代士大夫对蒙元服饰遗存的认知，揭示了所谓清代满洲服饰，其实很多是蒙古服饰在元明两代流变的结果。

　　其三，本书广泛收集和研究大量实物、图像和文献史料，在一百五十多幅各类图像中，许多为第一次在服饰研究著作中展示。这些实物、图像、文字材料证明，元朝时期蒙古族具有鲜明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服饰式样，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服饰行用状况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蒙古服饰并没有随着元朝的崩溃而在汉地销声匿迹，相反，以不同形式继续在明代社会中广泛传播流用，其影响甚至延伸到了清代。

　　其四，在古代服饰研究史上，本书首次将元、明两代的服饰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系统探索其中的蒙古影响因子，充分体现跨朝代、长时段的研究突破。本书对古代服饰的研究强调多种史料互证，文字与图像并重。本书较之于传统工艺美术模式的古代服饰史研究，更加突出了历史文献的重要性。本书附录部分专门精选出有关的史料，这是以往服饰史著作所不具备的。

　　本书的现实意义也是非常突出的。近年来古代服饰研究不断深入和得到热捧，与年轻一代中“汉服文化复兴”的社会现象有密切关联。因此本书的写作缘起，除了根植于学术思考，同时也含有现实关怀。那就是让本书的研究成果惠及当今“汉服热”风潮下的广大青年人，引导他们的思想，纠正他们的偏颇，实现学术与社会的良好互动。

　　和一般的著作不同，本书并没有把“绪论”而是将元明服饰中的“蒙古因素”记载置于卷首，可以立即引发读者的关注，可谓别出心裁。略举两例：

　　况曳撒、大帽止宜用于行役，而非见君之服。（《明武宗实录》）

　　正德皇帝朱厚照之所以得到“武宗”的庙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尚武”。他在宫中喜欢和宦官、勇士中的高手过招，在边境喜欢找蒙古人切磋，所以多次率领京军、边军与蒙古鞑靼人角逐，并自称亲手格杀了一个蒙古骑士；听说江西宁王谋反，他立即率领大军南下，要与宁王在鄱阳湖决战。所以，尽管文官们说“曳撒、大帽止宜用于行役，而非见君之服”，但武宗却认为，只有以这样的服饰迎接，才能显示出自己“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身份。

　　今通用者又有陈子衣、阳明巾，此固名儒法服无论矣，若细缝裤褶，自是虏人上马之衣，何故士绅用之以为庄服也？（《万历野获编》）

　　这里所谓的“陈子衣”，当是名儒陈继儒的服饰。而所谓的“阳明巾”，则是传说中王阳明所戴的头巾样式。可见明代服饰的多元化，既有名儒之服饰，又有“虏人”之戎装，各取所需。民族的交融，从来不是所谓“落后”用武力征服“先进”、“先进”用文化改造“落后”那样绝对化，民族的交融、文化的融合是双向乃至多向的。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开始习惯定居与农业，习惯读书与科举，汉人同样崇拜蒙古人的尚武乃至斗狠，而蒙古“马上”服饰，正是尚武的标志。

　　（作者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