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恒雷

　　范仲淹在《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有两句广为传唱的名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不到三百字的原文已经足够凝练，这两句更是对古今多少先贤高风亮节的精准概括。储劲松对这两句该是极为喜爱，在其新著《在江湖与庙堂之间——贬谪中的宋代文人》的封面上，正是一幅江水泱泱、云山雾罩的淡雅国画，画中一曲回环盘绕的山路顶端，坐落着一间雅致的亭子，仿佛里面有人在对弈，或饮酒赋诗，或许正映照了本书讲述的十一位文人远离庙堂后的归隐生活。

　　全书依次讲述了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陆游、杨万里、辛弃疾等十一位两宋文人的贬谪与归隐生活。提起这十一位宋代文人，对稍有文史常识的人来说几乎都是不陌生的，他们均是享誉千载的文化名人。因此，要写作他们的文化散文，素材固然是丰富的，可也意味着出新的艰难——前人早已写出足够分量的解读了。比如苏轼，传记就已有好几本，解读他的文章更是汗牛充栋。储劲松没有人云亦云地写他们从生到死的传记，而是将目光触及他们被贬谪后的人生旅程，从他们第一次或被主动或被迫离开朝堂，然后在江湖与庙堂之间往复的过程，特别注重透过其言行——尤其是他们这段时间写出的著作探究这些文人的心路历程。

　　储劲松并没有直接拿着材料一顿翻译和拼接了事，那样必然没有可读性与新意。他依据既有的资料进行了合理的推理与想象，适当运用环境、神态、动作等描写，大大增加了可读性。比如，写王禹偁在秋天携着老父亲和妻儿，从京师赶往商州贬所时的场景就很形象逼真：“出京路上，他不时依依不舍地回望京城，委屈的泪水打湿了衣襟。”这或许是大部分遭遇贬谪的大臣及其家属的模样，储劲松如此写来显然具有普遍性与共情性，令人觉得可信。

　　从北宋初的王禹偁写到南宋末的辛弃疾，跨越近三百年的时间维度，从朝廷庙堂到江湖山野，以十一位名臣为基点，向外扩散出包括诸多皇帝与大臣的整个两宋风云图。其中，我们既看到了两宋励精图治的君臣同心协力，也看到了昏君奸臣的祸国殃民。十一位文人浮浮沉沉，在皇城见识了上层社会的团结或分裂，也在江湖之远目睹了民生之艰，因而愈发忧国忧民。比如在黄州，从北宋初的王禹偁，到八十年后的苏轼，两人都被贬谪至此，而黄州的面貌几乎没有变化，这正是因为：“繁重的赋役导致民不聊生，是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这些文人们往往官运不幸诗文幸，他们最出彩的著作往往都是在远离庙堂之后创作的。为了撰写这些文人的心路历程，作者做足了案头功夫。仍是以苏轼为例，作者发现，在创作于黄州、惠州、儋州的大量作品中，读出了苏轼“多有灰心、沮丧、沧桑、凄怆之语”。这三个地方，连苏轼自己也认为对其人生有特别的价值——“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储劲松用一句话概括了苏轼这时的心路历程：“在贬谪期间，苏东坡寄意诗词文章，兼习书法绘画，并深研佛老之学，用这些来为自己渡劫。”不仅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苏轼这期间的人生特点，还点明了在其乐天知命的外表下，这些不过是其无奈的“渡劫”。

　　在这十一位贬谪文人中，作者对杨万里突破自我的心路历程的描写尤为出彩。杨万里能够成长为南宋公认的“诗坛盟主”，这和他不断超越自我分不开。“摈弃宗派门户，挣脱前人窠臼，各自独树一帜。他写诗，最初学的是江西诗派，后来相继以陈师道、王安石、晚唐诗人为师，知常州以后，得自己诗法，而今他更认为，要勇敢决绝地突破陶渊明、谢灵运、黄庭坚、陈师道这些前代大诗人的羁绊，再伐山林，重辟天地。”作者在掌握的现有材料中进行了进一步延伸解读，让材料为我所用，避免了堆积材料与故纸堆的烟尘气，让腐旧的纸灰经过一层层滤网后，掉落的均是珠玉般的文字，才能成就十一卷犹如泛着花草清香的山间微风吹来。

　　值得一提的是，储劲松为了做到向杨万里等先贤作文精神的致敬——“作诗不能闭门苦思，要游历四方，邀江山风月来相助。”于是，在本书当中，储劲松抓住各种机会来到这十一位先贤故事的发生地探访，在滁州拜祭琅琊山与醉翁亭，在沧浪亭寻访苏舜钦手植竹林的清凉，在濮公山聆听当地父老说苏轼的往事。他笔下的一篇篇笔记，就成了他寻访先贤足迹的心灵撞击之音。他一次次走到先贤身边，与他们一起欢歌畅饮，悲鸣长叹，让一位位先贤千年前的心路历程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而后又飘然而去。（袁恒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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