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荣健

　　独特的瑰丽往往和神秘密切相关，比如三星堆。因为瑰丽和灿烂，愈显得那至今难解的谜题更加神秘；而反过来，在神秘弧光的加持下，那些出土文物愈加让人穷尽想象，欲罢不能。这大概是音乐剧《三星堆》的创作传播必然会遇到的一个命运之环，所有的观众都将在此环中仰望星空。

　　在“让文物活起来”和探源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的当下语境中，音乐剧《三星堆》的创排，显示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无疑值得肯定；而在社会普遍地愈加关注文化遗存，并感受考古事业发展、文博事业发展带来的成果共享之际，围绕三星堆遗址和古蜀国文明所展开的想象自然也连通了神秘彼端的璀璨与辉煌。

　　三星堆遗址很早就进入到了考古界的视野，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86年才正式进行了专项考古挖掘。随着挖掘推进，一个神秘而又灿烂的世界由此打开，并引发了人们对其文明源流的持续猜想，甚至还有人将之与外星文明联系起来。作为“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明”全球推广项目之一，音乐剧《三星堆》集结了胡小鸥、王勇、杨硕、阳东霖和汤姆·萨瑟兰、摩根·拉知等中外实力团队，在文物实证及已有的丰富研究基础上，对古蜀国文明的存续与消失这个关键谜题展开了创作想象。

　　在这个想象当中，祭祀巫祝预见了即将降临的浩劫。为避祸禳灾，巫祝决定动员古蜀国工匠铸器以为替身，但因担心造成恐慌，所以谎称是为盛典而备。国王帝星不满叔父巫祝处处篡夺权威，他无视“凡人不可铸器”的警告，亲自主持铸造。帝星后来得知真相，他为救子民而以身献祭，爱慕他的青鸾也殉情自杀。巫祝失去了亲人，计划最终也失败了，古蜀国面临着迁徙的艰难抉择。他把权杖交给工匠阳天，叮嘱他带领族人去寻找新的栖息之地，自己则选择留守……这是音乐剧《三星堆》的核心故事，不仅逻辑完整地回答了人们最为关心的那个悬念，也使黄金权杖、青铜面具的存在有了依据。

　　《三星堆》沉浸式还原了“古蜀王朝”的风采，无论是故事讲述，还是舞美、道具、服装、灯光设计，都营造出一个瑰丽浪漫、人神共存、充满神秘气质的奇幻世界。通过塑造巫祝与金乌、帝星与青鸾、阳天与金乌等多组富有戏剧张力的人物形象，讲述爱、信仰与传承的故事。其中，巫祝和金乌都有通神能力，但父女俩存在误解，巫祝在赋予女儿通神能力的同时，其实也剥夺了她作为凡人才有的快乐生活。帝星的心无旁骛，让青鸾的爱只剩下最后的决绝；金乌作为神职人员，始终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在与工匠阳天最后离别时刻让他一睹其面具背后的容颜。他们所有的冲突与行动、悲伤与纠结，从来都不是实质的利害关系，而是存在着一道隐隐的屏障，那就是古老神秘的原始信仰及由此产生的“神”与“凡”之间的冲突。

　　难能可贵的是，巫祝对神权的守护与帝星献祭、阳天启程所代表的凡人觉醒，为这些人物关系赋予了具有现代价值内涵的主题诠释与升华。将由文物所产生的想象，提升到了文明思辨的高度，热情赞颂了古蜀国人民勤劳勇敢、奉献牺牲的可贵品格和能够突破桎梏、开启新的文明征程的光彩群像。就像天穹投下的光，照到他们身上，人的自觉意识在瑰丽浪漫、神秘奇特乃至仍不乏原始残酷的环境中苏醒了，如此浩荡庄严，如此可敬可爱。

　　与之并进的还有一个现代故事线索：考古学家周汉生专注于专业，对身为考古队实习生的女儿周一然寄予期望，却忽视了女儿自己掌握人生的独立意识。这个故事线围绕着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挖掘及文物修复等而展开。最终，周汉生看到了女儿的成长，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妥，父女俩冰释前嫌。现代故事和古代故事交织互文，周汉生父女和巫祝父女的关系有着相似的呼应，而舞台处理上也安排了周汉生与巫祝的跨时空对话。

　　这样的叙事框架和人物关系，在作品体制上营造出一种庞大恢弘、纷繁复杂和充满无限可能性的神秘质感。这种质感是匹配着文物带来的想象而去的，而有关古老原始的神秘信仰、神人共治的古国治理、工匠铸器的恢弘场面以及神秘的预言、无奈的迁徙等，既在故事中逻辑自洽，更展现出了足以支撑想象和解答悬念的丰富历史文化符号。为了在二度呈现中实现这一点，音乐配器大量使用了埙、编钟、古琴、唢呐等音色元素，而为避免混响的单薄，又用电子音乐给予烘托渲染，从而制造出充满古蜀国瑰丽色彩又符合音乐剧特征的听觉效果。加上复制于三星堆遗址代表性文物的各类道具、体现到服饰及人物造型与妆容中的纹饰和符号等，一幅奇特神秘、瑰丽灿烂的古蜀国生活画卷就此冉冉展开。

　　从风格上看，音乐剧《三星堆》带着浪漫色彩。除了由文物所带来的巴蜀特征，其人物设计隐隐也能看出楚文化的痕迹，如巫风和神灵信仰。在音乐方面，除了配器所带的特质音色，几组人物关系在各自高潮节点上的唱段都十分感人，如青鸾殉情前的独唱、阳天即将离别金乌的独唱、巫祝和金乌父女的重唱等。

　　或因双线结构的叙事和难以割舍的人物关系，音乐剧《三星堆》目前还存在一些让人不太满足的地方，大抵有表现过于平均用力，主线情节和主要人物形象不够突出，个别调度略显重复等。好在这都算不上伤筋动骨的大问题，可以在现有框架之下作出调整。重要的是，作为近些年来国内音乐剧创作新的重要成绩，它在激活文物和用文物讲好中国故事的探索尝试中，展现出了应有的文化品质和审美品格，无疑是值得肯定的。（郑荣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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