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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龚金平
如果拿掉那些凶杀、犯罪、追捕的场面,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更像一部纪录片,可谓关于十八线小县城庸常生活的冷峻纪实。为了营造一种粗砺的质感,影片用了大量夜景、动态构图、暗调画面,来凸显一种灰暗却又蓬勃的生活气息。当然,灰暗是底色,蓬勃只是假象。这种蓬勃,与乐观、豪迈无关,而是众生在对生活低烈度的渴求之中,活得麻木混沌却又兴兴头头的顽强。
对于习惯了在银幕上看到温情乡村、繁华都市的观众来说,观看《南方车站的聚会》会有一种震惊和陌生的体验。那些破败的街道、简陋的饮食店、寒酸的居所,曾是第六代导演描绘边缘人群生活的标配,如今却成了杀人犯与性工作者奔走的战场。片中的摩的司机、陪泳女郎、分工明确且定期培训的盗窃集团等,游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生动地诠释着生活的阳面与阴面。影片在某种意义上,让逃亡的主人公周泽农充当了一次导游,带领观众深入县城的各个角落,去感受不同场景的烟火气息,去窥探各色人等的生活状态。这是影片的优点,同时也是缺陷:空间的展示、不同人物的生态交织成了影片的主角,那个逃亡与追捕的故事成了配角,至于人性的纠结以及人物的动机,全部被压缩到极致,显得飘忽而空洞;观众难以捉摸人物的内心状态甚至是性格特征,导致人物几乎成了环境的陪衬,最终也被环境吞噬。
影片英文名是“野鹅湖”,野鹅湖是一个三不管地带,鱼龙混杂,邪恶滋生,在诗意化的风景背后,隐藏着许多犯罪和堕落。警方以为,犯有命案的周泽农一定会潜藏在这里。殊不知,周泽农反而常常出没于火车站以及其他人流密集场所。正因为警方对逃犯心理的把握出现了偏差,影片中关于逃亡与追捕的情节张力未能充分展开。当然,影片的创作目标也不是完成一部剑拔弩张、峰回路转的警匪片,而是以警匪对决的外壳,书写不同人物对于警方那30万悬赏的心理波动:周泽农想让妻子举报自己,以便拿到悬赏补贴家用;华哥则与猫眼兄弟串通,又用刘爱爱做诱饵,准备分食30万。可见,影片想用那30万悬赏作为“照妖镜”,来展示人物内心的幽深晦暗处,甚至烛照人性的高贵与卑劣。
但是,影片在人物设置上的失当之处在于,周泽农作为一名惯偷,专门偷升斗小民的电动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这让观众对他毫无好感;周泽农五年在外,常年坐牢,抛下有羊角疯的妻子与年幼的儿子艰难度日,可算是无情无义;周泽农逃离猫耳追杀时,慌乱中杀死了一名警察,可谓罪大恶极。影片未能考虑观众对主要人物的情感认同,未能通过巧妙的安排,让周泽农成为一名令人同情的犯罪者,或者一个身不由己地走上歧路的失败者,反而大力渲染了周泽农强悍、机警、冷血的特点。这导致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对于人物的处境与命运大多数时候是无动于衷的。
对比大多数犯罪片,我们会发现,创作者在刻画这些反面人物时,会小心翼翼地设定人物行为的边界和底线。这些人物也许职业不光彩,每天打打杀杀,但实施暴力的对象通常是恶人,与居家良民是井水不犯河水的。这样,当他们因追求情义而陷入绝境时,观众才会对他们的命运扼腕叹息、感时伤怀。可是,《南方车站的聚会》在这方面缺乏清醒的头脑,让一个毫无正面价值的人物充当主角,还试图让观众同情、尊敬他,这不仅是三观不正的问题,还无视了电影的观影心理机制。
或许,《南方车站的聚会》想用周泽农这样一个职业罪犯,来阻塞观众与人物之间的情感通道,召唤一种“零度观影”的疏离与理性。但由于影片对于周泽农的信息披露有限,观众对于人物的了解完全浮于表面,所以,即使是作为一个坏人,周泽农也是不合格的。尤其是他无来由地决定让妻子去举报自己,以便获得30万悬赏,不仅是突兀的,也缺乏逻辑铺垫。
影片对于刘爱爱的塑造也是极为失败的。她在影片中,是一个没有前史,没有社会关系的漂泊者。她的心理状态,影片基本付之阙如。可以说,周泽农与刘爱爱都像幽灵般的角色,游荡在县城的边边角角。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本应产生更深层次的心灵交流并完成相应的改变,但影片无心也无力去挑战这种有冲击力的情感书写,而是满足于用克制的视角冷漠地注视人物的行动与命运,未能以有穿透力的细节去深入人物内心,为观众展示更具共情性的人性煎熬。
影片的另一个失误在于,当其他人都为30万悬赏而节操不保时,只有周泽农这边的人有情有义。且不论周泽农在无处可逃时决定为妻子留下30万养家,周泽农身边的小弟杨志烈、常朝可以为了他而舍生取义,看起来也算是满腔忠义,单是当影片将人物谱系简单地划分为义薄云天与狡诈贪婪时,就不仅损折了主题所应有的丰富性,更抹煞了人性的复杂性,同时还对凶恶残暴之徒进行了无端美化。
综上所言,影片将主要戏份放在周泽农与刘爱爱身上,但他们之间又没有发生像样的化学反应,这已经令人失望,感觉沉闷。而且,这种浪漫化的情节处理策略,使得影片中的警察行动大多数时候是多余的。其实,既然不想打造一部警匪片,完全可以将警察的活动放在背景中,只关注在绝境中徒劳挣扎的周泽农,以及在情义和贪婪之间纠结的刘爱爱。可惜,在情节处理和主题把握上的摇摆不定,不仅造成了影片类型的模糊和主题的飘忽,还使观众的观影重心无所适从,不知该关注警察的行动,还是匪徒的命运,抑或人性的多面性。(龚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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