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局长 汪守德

　　吴傲君编剧、韩剑英导演的《蔡坤山耕田》是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一部新编大型古装戏，是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大型舞台剧和作品滚动资助项目的优秀剧目，也是近些年来我所看到的最好的地方戏曲作品之一。剧作内容之丰富，形式之独特，表演之精彩，滋味之醇厚，委实令人产生极大的观赏快意感。

　　这部戏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十分新鲜的故事，即明朝正德皇帝巡游湖南，在田家农舍偶遇以耕田为家的蔡坤山、白李花夫妇，因途中饥渴难耐而向白氏索饭，由于未带银两便在蔡坤山背上以墨手书一张特殊的借条，让其向当地知县借银。这显然是一个假定性的虚构情节，然而剧作的戏剧性和喜剧性也由此饶有兴味地展开。先是胡知县与师爷对借条的真伪表示质疑，继而在确认为皇帝的真迹后表现出前倨后恭的媚颜与攀附。借银之后的蔡坤山和白李花夫妻由欣喜转为警惕和担忧，以为这意外之财或许隐藏着某种不可预测的危机，这反映了劳动人民所处的生存环境和所具有的善良品质。其以“朱夫子”名义施粥赈灾，不仅救助灾民于危困之中，也使得正德皇帝对此大为欣赏，并借此告诫胡知县“做官休问荣枯事，多察民间疾苦情”。剧作以饱满的热情，赞扬了农民蔡坤山、白李花人格的朴素与高尚，辛辣地勾画出县令和师爷只知钻营、谄媚逢迎的卑劣面目。

　　这部戏具有很高的思想、艺术和观赏价值，我以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民性，即剧作反映了人民的视角和立场、人民的愿望和情感、人民的好恶与审美。剧作对社会矛盾的传统手法处理，民生疾苦的喜剧性表达，民间故事的风格化呈现，都是围绕人民性这一根本出发点展开的。这既符合生活的本身逻辑，又体现自觉的当代关照，更契合大众的审美心理。将人物放在虚拟的关系中，戏曲化地表现和处理平民与帝王的交往和矛盾，将劳动人民当作剧作的真正主角来刻画，有血有肉地揭示蔡坤山和白李花的光彩形象和可爱本质，赞美与歌颂他们的勤劳、勇敢与善良。无情揭露知县与师爷的官迷心窍、蝇营狗苟，是为塑造主人公形象而运用的反衬的艺术手段，越是表现官僚们的卑琐无耻，越能对蔡坤山、白李花形象的刻画起到反衬托的作用。蔡坤山目睹知县与师爷手提的牛肉，激发了蔡坤山对妻子拉犁、自己掌犁辛勤劳作的情感，他那抑制不住的悲愤吟唱，既反映了劳动人民所受的辛劳，又传达出蔡坤山对妻子深深的疼爱；同时也是对以县令为代表的封建官吏只求自己升官发财、不计民生的丑恶行径的强烈嘲讽与批判，这些都是民本思想的具体而鲜明体现。

　　二是戏剧性。作为一部地方戏曲，这部戏有着引人入胜的观赏魅力，戏剧性较强。“借银”作为贯穿全剧的中心事件，勾连起整个剧情的走向，推动戏剧一步步向前发展。在整个剧情的推进过程中，可谓一波三折、峰回路转、环环相扣。“遇饭”结构起君民之间非常规的戏剧关系，引起观众深厚的观剧兴趣。“过堂”在另一非常规的官民关系中，使人物向预设的、又是意外的更深层面展开和递进。“散财”重点表现蔡坤山夫妻得财的喜与忧，将人物内心和行为的层次感和合理性置于戏剧的起承转合之中。“耕田”通过蔡、白二人与知县与师爷的交锋，在戏谑的喜剧风格中反映农民的困苦与艰辛，含蕴和表达剧作“耕田”的根本主旨。“施粥”则表现了蔡坤山的不凡智慧与温暖情怀，也让戏曲看似回归起点，却又在更高的境界上完成剧作的叙事，以及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所有的人物和行为，都在剧作设置的戏剧性当中，也都在人物的性格当中，使这部戏显得有趣、好玩、耐看，让观众产生观赏下去的动力。

　　三是地域性。剧作的精彩之处还在于它地域特色十分浓郁。人物的台词、唱腔以及行为，既精炼生动、表现力强，又极富铿锵顿挫、妙趣横生的乡土特色，这反映了创作者和表演者拥有扎实的生活基础，具备深厚的花鼓戏曲艺术功力，从而在剧作中体现出湖南人所具有的不怕事、重情义、有担当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特征。如果没有这些方面作为艺术支撑，这部戏肯定达不到如此完美的程度。剧作所采用的剪影、皮影式的舞美，以极为简约的手法，和谐地衬托了该剧的特有风格。而蔡坤山的形象造型设计，一出场就给人留下极深印象，其演唱清亮、高亢而有穿透力，表演幽默滑稽中透出正义刚直，体现了花鼓戏的纯正韵味，受到观众深深的喜爱。叶红塑造的白李花这一女性形象，热烈火爆，阳光正直，敢做敢为，体现了底层劳动人民身上所具有的美好个性，同样是一个富有光彩的戏曲人物。其他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也都在表演上注重精雕细刻，有出彩之处，共同构成了这部戏的优秀品质。

　　在目前戏曲人才相对匮乏、剧种个性相对弱化、剧目创作相对乏力的形势下，我们有理由对湖南花鼓戏《蔡坤山耕田》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喝彩，也期望它能获得更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好评。（汪守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