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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振鑫
原创曲艺剧《红军花》是中国曲协等单位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迎接建军百年而重点打造的曲艺新作。该剧以彰显曲艺独特性的“七块竹板”切入长征这一宏大主题叙事,用江西鄱阳大鼓等9个曲种串联剧情,在“喇叭声咽”“雄关漫道”“大渡桥横”“万水千山”“红旗漫卷”5个篇章的精彩演绎中,讲述7名红军宣传队员与“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大会师”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生命交融,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凸显出以历史为魂、曲艺为根、戏剧为干、思想为花的创作特色。在《红军花》首演现场,观众全场鼓掌29次,由此印证了这部“剧”的人民性方向及其艺术上的成功,同时昭示着曲艺宏大叙事的创作新方向。
应该说,曲艺剧不是一个新的专业词汇。“剧”在艺术表现方面具有直观性、具象化的明显优势,往往被姊妹艺术用作跨界叙事的外壳,如音乐剧、歌剧已为国际通识,民族文化属性较突出的杂技剧、曲艺剧也应运而生。目前,音乐剧、歌剧、杂技剧均以鲜明的艺术特点得到社会公认,曲艺剧尚未得到社会与业界的公认。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曲艺与话剧均主要以言语为艺术载体,致使曲艺剧与话剧难以区分;另一方面是曲艺本体的独特性没有贴切生长在“剧”这种形式上,曲艺剧难以真正成形。而《红军花》的可贵之处,在于编导立足曲艺本体审美优势的发挥,打通了曲艺与戏剧的形式壁垒,将二者近乎完美地融为一体,使之胜任了宏大叙事的艺术创作,也给未来的曲艺剧创演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本。
首先,《红军花》坚守曲艺趣味性的审美特色,完成了笑与泪的交织。相对于当代曲艺主题叙事中某些作品试图以“悲腔悲调”感动观众的单一化手法,《红军花》一方面用人物英勇、智慧、崇高的典型言行与观众对话,从而引导观众进入曲艺的世界并接受心灵的洗礼;另一方面基于“噱(笑)是书中宝”的曲艺叙事传统,以排练活报剧《破草鞋》的桥段制造谐趣,调节叙事节奏,显示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精巧构思,这个桥段与剧中三娃子向李四虎学习打板的情节、刘金长与三娃子的人物关系处理、谐剧表演、拉歌比赛等所展现的革命情趣、生活乐趣等,都表现出编创者对曲艺趣味性审美的高度重视。而且,剧中趣味性的意象创造,与红军战士不怕牺牲、浴血奋战以及宣传队员们公而忘私乃至献出生命的感人场面相互交织,极大地丰富了审美层次,使得该剧实现了雅俗共赏的曲艺审美理想。
其次,《红军花》立足曲艺技艺性的审美本质,拓展了曲艺审美内涵。如果说曲艺的形体技艺与戏曲的“手、眼、身、步”同根同源,那么曲艺言语的平口、贯口、俏口以及演唱的发声吐字、声情并茂乃至伴奏乐器的技艺,则是曲艺的独特技法。《红军花》堪称曲艺剧的典范之作,正是因为曲艺技艺性在其中得到集中彰显。如剧中王种田在评书《女兵请战》中以报药名展示的贯口,刘金长与三娃子的报菜名桥段等,展示了曲艺言语表达的贯口技艺;剧中演员娴熟的竹板技艺、各曲种的表演技艺、鼓曲演唱技艺及鼓板斗技等,多种“曲艺技艺”共同成就了曲艺剧《红军花》。相声演员李菁在剧中饰演的红军宣传队队长,从剧本设计角度看,是串联起整部剧的重要人物。通常来看,此类人物的表演往往因为形象“高大上”显得“板正”而难以出彩,但李菁不仅以把“平口”表现得“不平”的言语技艺让人物出彩,而且借助快板技艺的加持,使人物形象愈加丰满。当然,以表演谐剧见长的叮当、以演绎河南坠子见长的卢瑶等主要演员,均以各自精湛的曲艺技艺,成就了《红军花》的绚丽缤纷。
最后,立足曲艺“以小见大”的叙事特点,《红军花》赋予曲艺叙事新的灵魂。曲艺作品日常创作极易陷入记流水账的平铺直叙写法,这在创作中被称为“跑梁子”的方式,绝不可取。《红军花》不仅跳出“材料搬运式”写法,而且怀着对曲艺本体的敬畏之心,深挖“千金点子四两词”的曲艺传统内涵,以“七块竹板”为叙事内核,结合7名红军宣传队员在长征途中的革命经历,以小见大地反映出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历程,以及蕴含其中的伟大长征精神。“七块竹板”作为《红军花》的叙事内核,表面上看并不是该剧的叙事主线,在对口快板《我为遵义会议来站岗》、群口快板《飞夺泸定桥》之外,台词中也没有过多提及,但其在该剧动机乃至剧情发展中的作用却至关重要。因为“七块竹板”不只是在“序幕”中风吹皑皑白雪里逐渐显现,也不只是尾声中“七块竹板”再次出现的前后呼应,而是在推动剧情走向高潮乃至人物对话中一次次彰显出来的意象。也正是有了“七块竹板”的内核,成就了《红军花》宏大叙事中意蕴悠长的曲艺意象创造,给观众带来超越性的审美体验,从而赋予曲艺宏大叙事以新的灵魂。
此外,《红军花》与灯光、舞美、音响融合,综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在满足观众听觉体验之外,又增添了相当充实的视觉冲击力,实现了曲艺审美层次的丰富与提升。全剧在江西鄱阳大鼓、广西文场、贵州琴书、四川竹琴这些地方曲种的配器处理中,若其标识性乐器得以充分利用,或许更能凸显地方曲种的丰厚韵味。
还要指出的是,《红军花》无疑为当代语境下曲艺打造爆款“出圈”的强影响力作品提供了宏大叙事的新方向,但如果将其理解为可供“照搬”的范本,则不免流于简单。从深层意义考量,《红军花》在宏大叙事的创新中,所展现的“以我为主”的曲艺创演思维才是弥足珍贵的。立足曲艺本体独特性,曲艺剧应将曲艺的审美特点长在“剧”的身体上,生出曲艺的叶、开出曲艺的花、结出曲艺的果。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聊城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