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被看见之后，评论为何反而更重要？

　　　作者：沈 勇

　　当越剧《新龙门客栈》《我的大观园》的相关词条在互联网上获得百亿级讨论，当全国近500家国有文艺院团、6000多名演员入驻抖音，累计开播超过80万场，截至2025年12月已有1294位非遗传承人进入直播间，我们当然可以说：戏曲被看见了。数据摆在那里，热闹是真的，传播渠道的拓宽也是真的。但作为评论者，我不能只停留在“被看见”的喜悦里，而要追问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戏曲被看见之后，我们是否更有判断力了？还是评价权正在被流量、算法、打赏和粉丝逻辑悄悄重写？

　　这正是评论必须出场的地方。新大众文艺打破了专业评论单向输出的格局，弹幕、短评、短视频解说让“人人都是评论家”成为现实。门槛降低释放了表达活力，也放大了标签化、情绪化、圈层化的风险。“烂片”“神作”式的判断替代了具体分析，停留时长、点赞量、在线人数被直接等同于作品质量，平台偏好被误当成创作导向。问题不在于人人可评论，而在于当评价标准混杂、传播指标僭越艺术判断时，专业评论的价值不是被稀释了，而是更迫切了。评论不是要夺回话语垄断，而是要提供事实核查、语境还原、本体分析和公共说理这四种稀缺能力。评论给传播以尺度，传播给评论以现场。

　　当下评论的困境不是失语，而是失准、失位

　　今天戏曲评论面临的困境，首先不是“没人说话”，而是“说话的人很多，判断却很少”。短视频剪辑可以把一段唱腔从剧情、行当、流派和剧场关系中抽离出来，变成十几秒的“高光”；直播打赏可以让演员的即时收益与艺术成长路径发生错位；弹幕里的“好听”“上头”可以表达真实喜爱，却未必能解释一段程式为什么好、好在哪里。传播越碎片化，评论越不能只做流量的回音壁。

　　其次，评论的对象已经变了。过去评论主要面对作品和作者，今天还要面对传播行为、平台机制和受众反馈。一个戏曲短视频是否准确交代了剧种和版本？一次直播是否把戏曲简化为才艺展示？一场“破圈”营销是否在用猎奇化奇观替代审美转化？这些都需要评论介入。评论者如果只谈舞台，不进入平台现场，就会失位；如果只追逐平台热词，不回到戏曲本体，就会失准。

　　因此，有态度的评论，首先要有明确的价值尺度。所谓“态度”，不是姿态强硬，也不是趣味偏好的自我宣示，而是评论者自觉反思立场、公开判断依据，并对传播后果负责。

　　评论的三个原则

　　有态度的评论至少包括三个原则：不唯流量，以戏曲本体和公共价值为尺度；不回避问题，对魔改、奇观化、打赏逻辑发声并给出判断标准；不故步自封，以“在场但不迎合”的方式进入弹幕、短视频和直播现场。

　　第一，不唯流量，从“数据回声”回到价值理性。数据可以证明到达率，不能自动证明审美质量。近500家院团、6000多名演员开播，说明戏曲传播的渠道宽了；但播放量高，不等于观众理解了剧种，点赞多，也不等于程式美学得到了准确呈现。评论当然要研究流量，但不能把流量当作唯一尺度。真正有担当的评论，要追问作品是否尊重剧种本体，是否保留了唱腔、行当、程式和现场性，是否提供了准确知识，是否传递了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传播指标可以是效果评估的一部分，但不能替代艺术判断。评论不能只做数据的回声壁，而要成为价值的校准器。

　　第二，不回避问题，但要把“批评”变成有标准的说理。网上那些糟践戏曲的现象，看见了就要发声：经典被改得面目全非，要说话；剧种被简化为视觉奇观，要说话；年轻演员被直播打赏的即时回报挤压了成长路径，也要说话。但批评不是情绪发泄。判断“改编”还是“魔改”，要看它是否尊重剧种本体、是否保留程式美学、是否提供准确知识、是否误导观众。比如，短视频剪掉程式只留“颜值”，直播把唱腔变成背景音，改编把地方剧种的地方性抽空成通用歌舞，这些都不是不能讨论，而是必须用标准去讨论。评论是“剜烂苹果”的利器，但利器要有刃口，也要有准星。批评不是跟谁过不去，而是对创作生态的良性干预，对公众审美的积极引导。

　　第三，不故步自封，以“在场但不迎合”的方式进入平台现场。专业评论不能对“大众买账”嗤之以鼻，也不能简单套用网络热梗冒充贴近。评论者要进入弹幕里的讨论，解读年轻人的审美密码，理解他们为什么被某个片段打动；但“在场”不等于“迎合”。评论者可以和受众使用同一套平台语言，却不能放弃事实核查、本体分析和公共说理的距离。真正的贴近，是把鲜活的“烟火气”转化为可分享的公共文化议题，而不是把评论降格为流量附庸。评论者既要懂平台，也要懂戏；既要能对话，也要能说“不”。

　　评论如何介入戏曲传播现场

　　态度不能只停留在表态，还要转化为方法。

　　其一，阐释现场。评论要进入弹幕、短视频解说、直播互动，但保持说理距离。面对一条戏曲短视频，评论可以追问：这是哪个剧种、哪个版本？剪辑保留了哪些程式？字幕是否准确？面对一场直播，评论可以观察：打赏逻辑是否影响了曲目选择？演员是否被迫用“才艺化”方式取悦即时反馈？面对弹幕，评论可以辨析：哪些是真实喜爱，哪些是圈层暗号，哪些是算法放大的情绪？评论不是平台的对立面，而是平台现场的阐释者。

　　其二，标准建构。戏曲评论需要三套标准并用：戏曲本体标准，看剧种特色、程式美学、唱腔流派、行当规范和现场性；媒介转译伦理，看短视频、直播、解说是否准确、是否去语境化、是否以奇观替代审美；公共价值标准，看传播是否尊重观众、是否提供知识、是否形成可讨论的公共议题。三套标准缺一不可。只有本体标准，评论会脱离传播现场；只有媒介标准，评论会变成运营分析；只有价值标准，评论会流于空泛表态。

　　其三，人才培养。传播人才要补评论素养，评论人才要补平台能力。传播者若没有审美判断和边界意识，就容易沦为算法内容生产；评论者若不懂平台机制，就难以有效介入。培训不能只教拍摄制作、新媒体运营，还要教戏曲美学、内容重构、评论写作和案例研讨。更重要的是训练“边界感”：什么可以剪，什么不能剪；什么可以创新，什么不能抽空；什么可以迎合，什么必须坚持。

　　其四，行业机制。评价体系不能只有播放量。院团、平台和行业组织应建立多元指标：艺术质量、知识准确度、观众转化、评论反馈、演员成长等。流量可以作为传播效果指标，但不能单独成为艺术评价指标。评论的声音要进入评奖、培训和项目评估，而不是只在事后批评。

　　戏曲新媒体传播当然需要态度，但作为评论者，我更关心的是：评论如何有态度地介入传播，而不是被流量逻辑牵着走。评论不是传播的附庸，也不是高高在上的裁判，而是公共审美的中介者。它不以终极判决自居，而以事实、本体和说理介入大众的感性经验，推动公共判断。戏曲被看见之后，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还能不能更火”，而是“我们是否还能说清楚什么好、为什么好、怎样才对”。唯有如此，有态度的评论才能让戏曲在新媒体空间里不被流量淹没，而在审美海洋中，为更多人校准方向。

　　（作者为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