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题材值得被书写——谈现实题材影视创作的分寸

　　作者：邓海建

　　“创时代经典，攀文艺高峰。”11月4日至5日，2026年中国广播电视精品创作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启幕。

　　快入冬的北京，银杏把长街铺成一条金色的河，风一过，满城都是光的样子。今天，文艺创作者都在谈题材、谈流量、谈精品，而被反复思考的，还有这样一个现实命题——如何充分挖掘首都创作资源禀赋，大力推动北京题材精品创作？

　　资源禀赋，听上去是个经济学词汇。可对创作者而言，它从来不是取景点位清单，不是协拍函与补贴政策，甚至不只是钱——它是这座城市生活本身的复杂度，是千万人昼夜不息的悲欢，是无数剧本未曾书写、正在发生的戏剧。

　　首先是“写什么”。你看，胡同与CBD只隔一堵墙，墙这边是鸽哨掠过的四合屋脊，墙那边是玻璃幕墙上流动的晚霞；“北漂”与新中产同挤一趟早高峰，在同一节车厢里，各自攥着各自的明天；外卖骑手与“京漂”知识分子，在同一个屋檐下躲同一场雨，又在雨停后奔赴各自的生计……这大概是全世界生活现场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所谓“写什么”，题材之尺早已量好刻度：题材不该是被规划出来的，而是从现场里长出来的。规划出来的是盆景，修剪得再精致，也长不成森林；从现场里长出来的，才带着露水与根须。

　　坐在会议室里“论证”出来的北京，远不如早高峰十号线上的北京生动。

　　这条文脉，其实早已替我们写好注脚。从《渴望》里刘慧芳一针一线的岁月，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挤在四合院里的笑声与眼泪，再到今年开年《冬去春来》里挤在胡同小旅馆改剧本、啃冷馒头的北漂青年——一个个体面又狼狈、柔软又坚韧的北京面孔，就这样接续走来。凡是立得住的北京故事，无一不是把日子过成了戏，而不是把戏演成了日子。

　　谱系在前，示范在前：生活的富矿就在脚下，缺的从来不是矿，而是肯下井的人。

　　难的是“怎么写”。方法之尺的刻度，只有一行字：生活逻辑优先于戏剧逻辑。2026年的影视行业，悄然完成了一场评价体系重置——平台已把“去悬浮、重细节真实”列为现实题材采购的核心标准。观众不再追问“像不像戏”，而追问“是不是生活”。悬浮的反义词不是土，是准。写一个外卖员，不必让他经历狗血奇遇，只需把等电梯的三十秒写准，把超时前那盏红灯写疼，把头盔里闷出的热气写真，人物便立住了。

　　生活的定帧里，藏着比编剧更大的想象力；细节的针脚，缝得住时代的衣裳。

　　最见功力的，是“写到什么程度”。这是伦理之尺、规则之度，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它只提出一个近乎悖论的要求：不美化苦难，也不消费苦难。前半句好懂，后半句更难——近几年一批剧集精准捕捉了打工人的疲惫，运镜高级、氛围拿捏，却被观众批为“牛马特供”：放大班味，却拒绝呈现人的复杂性；渲染困局，却不给人物留一点向上挣扎的余地。批判“悬浮”是对的，可从悬浮一头扎进苦难展演的另一个极端，同样是失格。现实主义不是苦难的显微镜，更不是情绪的收割机；镜头可以凝视伤口，但凝视的目的是治愈，不是展览。汪曾祺说，写作要“人间送小温”。这“小温”不是粉饰，而是分寸——是替人物守住最后一点体面，是相信疲惫的人也有爱、有梦、有不肯熄灭的心。

　　三把尺子，量来量去，其实是同一把：创作者心里，有没有把“人”端端正正放在正中间。老舍写骆驼祥子，在洋车夫堆里观察了许多年；曹禺写《雷雨》，把每一个人物都当作活人来看。所谓首都的创作资源禀赋，说到底，就是这份“在场”的耐心与诚恳。

　　精品之“精”，从来不在预算表上，而在创作者俯下身去的那个瞬间。

　　北京的伟大，在于它从不提供标准答案，只提供现场。而在现场，题材自己会开口说话，人物自己会走向命运。创作者要做的，不过是带着尺子下生活——量人之前，先量一量自己的诚意。

　　初冬的北京会议中心，灯火可亲。这场大会的意义，不止于表彰与发布，更在于立起一种风向：让精品的标准回到生活现场，让创作的心跳贴着人的心跳。愿从北京出发的每一部作品，都对得起这座城市的密度、深度与温度。分寸之间，方见创作；守住分寸，方不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