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快乐》：蜡烛未吹灭，童年已结束

　　作者：董　铭

　　一场八岁孩童的生日派对、一段不到24小时的心灵羁绊，揭开了“你我之间，两个世界”的真相。正在院线热映的埃及电影《生日快乐》，借由女孩托哈一天的悲喜经历，窥见现实社会的残酷——无论她多么努力、多么坚强，终究难以打破那道阶层壁垒。

　　喜怒哀乐都指向阶层壁垒

　　对于孩子来说，过生日当然是快乐的，哪怕是好友的生日，参与者也能从中获得分享的喜悦。但在这部《生日快乐》中，“生日”是肯定的，“快乐”后面则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八岁的女孩托哈在开罗一户富人家当女佣，同龄的富家女奈莉要办生日派对，托哈忙里忙外，比自己过生日还上心。然而，她的佣人身份注定了她最终只能被送回贫穷的家中，哪怕私自跑回派对，也只能在短暂的“快乐”后再度落回现实。早已根深蒂固的阶层观念，毫不留情地击碎了她的幻想，彩妆的“面具”只能遮挡一时，“刀舞”则暴露了真实身份，托哈终将明白：她不会同奈莉成为朋友。

　　这是埃及裔女导演萨拉·戈赫尔的首部长片，在美国接受教育并已打入好莱坞的她，在电影语言上已相当娴熟、精准、沉稳，其手法让人想到美国独立电影导演肖恩·贝克。这部《生日快乐》节奏始终统一，不刻意煽情，情绪爆发时的处理也较为克制。镜头跟随托哈的视角，在短短一天里记录下孩子的心情变化。所有这些喜怒哀乐背后都是无法摆脱的阶层标签，因为导演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呈现所谓“众生平等的童话世界”。

　　影片前半部色调明亮、温馨，宽敞整洁的别墅、现代化的商场，托哈仿佛置身于西方发达国家；到了后半段，随着托哈不得不回到阴暗、破败、逼仄的贫民区，影片色调也转为灰暗、阴郁。这样的对比在视觉上足够强烈，也折射出托哈心态上的微妙处——她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到富人街区的大宅里，表面上嚷嚷着“要给奈莉过生日”，内心何尝不是想摆脱贫穷、实现阶层跨越。其实，这种自我身份的认知矛盾，古今都有，《红楼梦》里的丫鬟不也宁愿在贾府伺候老爷太太们，也不愿回自己家吗？

　　穷人和富人都不“非黑即白”

　　对于一个没受过教育、连字都不识的小女孩，导演无意批判她的“嫌贫爱富”，并且在影片的下半程中渐渐展露出“原生家庭”的真正价值。看似粗暴严厉的母亲，“霸占”花裙子的妹妹，其实才是最珍爱托哈的人，尼罗河水中的拥抱、那句“我一直记着你打工的地址”，闪现出贫苦人家的温暖底色，人物也因这些细节变得更加丰满、立体。

　　同样，奈莉一家也并非全然的势利、恶毒。刚有阶层意识的富家女会嫉妒，也会和好；奈莉的母亲也会护着遭店员歧视的托哈，怕她摔倒受伤；就连看似凶狠的外祖母，也会把吃剩的生日蛋糕送给托哈。然而，在奈莉一家看来，虽然埃及法律不允许雇佣童工，但客观上他们是在帮助托哈一家，是在做“善事”。这种根深蒂固的阶层优越感和身份意识，何尝不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傲慢？

　　“缺席的父亲”是电影中常见的设计，本该在传统家庭中发挥主心骨作用的父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消失了，女性因此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生日快乐》里亦是如此：奈莉的父母已经分居，从奈莉母亲的状况看，她已无力负担奢侈的生活，但仍要给孩子体面的快乐；托哈的父亲则早已离世，一家人只能靠母亲带着孩子在尼罗河捕鱼为生。以此观之，托哈的母亲才是生活的强者，她已成为全家的顶梁柱。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托哈家体现得真切，女孩们不论大小都要出去赚钱，同时也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这样一来，她们这辈子似乎就只能当佣人、捕鱼人或者早早嫁人。至于父女关系，影片仅以有限的细节为观众提供想象空间：奈莉父亲特意回来参加女儿的生日派对，还准备了手机作为大礼；托哈在最孤独、失落时，捧着父亲的旧衣摩挲。这些来自父亲的温情为影片注入了一丝暖意。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男性都“缺席”，片中最温暖的男性角色就是帮助托哈的邻家小哥。他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站出来，开着小三轮穿梭于开罗的街头，用围墙后的托举，把托哈送到她魂牵梦绕的“梦幻乐园”之中。这是影片中最浪漫的一幕，霓虹光影配上电子乐，身穿粉红裙的托哈，就像是坐上南瓜马车的灰姑娘，至少在这个瞬间，她真的以为愿望在向自己招手了。

　　提早到来的成人礼

　　饰演托哈的小演员名叫朵哈，她在片中的表演近乎完美。外形并不出众的她，眼神中带着天生的倔强和坚韧，与角色相似的家境让她迅速把握住人物性格。托哈从一出场就麻利地做家务、换煤气罐、戴头巾……她其实早已被自己的社会定位“驯化”了，甚至让人不禁思考她是不是“太过懂事了”，越是努力，越遭“反噬”，更令人同情。

　　托哈在这一天里经历了多次悲喜反转，直到最后才流下眼泪——她打开蛋糕盒，点燃蜡烛却不吹灭，若有所思，流下眼泪。那滴眼泪并非因为自己被赶出了派对，而是意识到她这样的人不仅没有生日，就连愿望也是“虚妄”的。这种幻灭感结结实实地砸在一个八岁女孩身上，完成了一个残酷的、提早到来的成人礼。

　　托哈的故事，源自戈赫尔本人的童年经历，她真的曾在外婆家遇见过一个小女佣，这在埃及是存在却不公开的现象。戈赫尔把她写入自己的首部作品，但她也不确认，这个故事能否代表如今的埃及。毕竟戈赫尔已移民美国多年，其创作风格带有明显的西方电影教育的印记，与约瑟夫·夏因等埃及本土的影坛前辈并无渊源。

　　幸运的是，这部影片被埃及官方选送参加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角逐，斩获翠贝卡电影节最佳国际叙事长片奖，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也大获好评，这说明埃及本土和海外观众都理解主创的视角与思考。富人和穷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地理距离并不遥远，但他们之间却存在难以逾越的“结界”。（董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