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冠辰

　　近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推销员之死》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这部经典剧作曾在1983年作为西方社会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引入中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当时还亲自来华执导了北京人艺的中文版首演。此次上话的新版演绎，充分发挥海派戏剧长于把握国际题材和展示都市风貌的传统特色，不但在舞台前景设置了细节逼真的美式厨房、庭院和餐厅，还在远景配搭了颇具年代感韵味的公寓楼和街道霓虹灯牌，使得观众一落座就进入了上世纪中叶美国城市商业文化气息弥漫的视觉场景。

　　剧中，主人公威利笃信与经济上行期紧密适配的“美国梦”，这是一种将美德、人缘这样的传统价值与现代的商业成功以短路方式连接起来的西式信念。基于这样的信念，威利偏执争胜、盲目乐观，固守明明已经破灭的望子成龙的梦幻，不肯正视信念崩塌的现实。而从小被他一味吹捧和挤压的大儿子比夫，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美国战后“垮掉的一代”的厌世叛逆气质。他鄙夷父亲金钱至上的成功学，却只敢消极逃避，最后才在情急之下，当面嘶吼着揭穿了父子间持续多年的那层虚伪。比夫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怨愤之举，和他源自潜意识的抵抗性身体反应——偷窃癖一样，尽管丝毫无助于提升自我或改善家境拮据，但成为了压垮父亲始终竭力维护的那个阶层可以奋力登天的“美国梦”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宣告了威利的信念破灭和梦幻崩塌，真相已近抵眼前，无法再装作没看见，更无处逃避。采取自我牺牲来挽回面子，同时对自己不愿接受的现实表达最后的不甘，成了威利剩下的唯一选择。家庭和友邻或许有可能孕育出另一种意义的兜底拯救机制——正如妻子琳达所说，威利是一只需要港湾的小船。但威利的那套信念和梦幻原本就来自外部环境的植入，他只能坚守和修补它们，没有更新和重建它们的可能性。他只能固守“讨人喜欢的人应在经济上大获成功”的过时信念，怀着对事业有成的邻居查理的阶层妒忌，拒绝对方给他安排新职业的友善帮助，同时又对两个儿子假戏真唱的商业企划，吹肥皂泡似的再次寄予奢望，最终堵死了寻求另一种意义体系和生活方式的通路。

　　正如邻居查理在剧末的葬礼上所说的，推销员依靠微笑和擦亮的皮鞋生活，他们没有坚实的基础，而必须相信一个梦。当他们不再带着微笑归来，他们就会死去。登场之初就疲惫不堪的威利，在勉强维系破碎梦想的连番挣扎中，丢掉了微笑，也丢掉了停下来的机会。

　　即使在终于感受到儿子比夫的亲情之爱时，威利依然深陷在被金钱承诺俘获、以金钱衡量一切的观念陷阱里，满心想着用两万美元的保险费回报儿子。他相信，这将会把比夫从落后于人的失败泥淖中拉上岸，也会让“讨人喜欢的人（对他来说，就是自己一家人）终会成功”的规则顺势重启。同时，他自己也将由此跃升到他年轻时见过的那位84岁的“推销员明星”，以及他念念不忘的勇于探险且大发其财的兄长之列，迎来英雄般“辉煌”的生命结局。但剧终前的实情是：在威利坟前没有英雄的葬礼，三位家人和两位邻居念叨着日常生活记忆中的他而备感伤怀，却对他决绝的自我牺牲深感困惑。

　　这是一部有着深刻社会批判性的作品，在不同时期和阶段都能解读出新的内容，让人能够真切而深刻地了解西方社会现实。同时，它涉及的命题还具有人类生存的普遍性质，正如剧中所示，当琳达感伤慨叹家庭的经济自由终于到来，查理寥寥数语道破推销员的职业宿命之时，家庭和友邻所蕴含的治愈能量，也微光乍现似的悄然洒落观众心间。或许，这正是这部经典作品能够跨越国界、跨越时间而持续上演、引发共情的重要原因。（李冠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