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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卞芸璐
在国产剧的创作脉络中,国安题材是一个特殊的分支。更准确来说,它是两大类型创作的交汇点。
一是谍战剧。在这一大类创作中,按故事发生的年代背景不同,又可细划为谍战、反特、国安三个子类型。
二是警察剧。尽管国安、公安在现实中是两个不同系统,但两者的工作都涉及侦查、追捕、审讯等环节,且都具有纪律部队共有的职业特征。因此,在虚构叙事的提炼上有很大共通性。
正因为站在两大类型的交汇点,观众对国安剧的审美预期也是复合的。
看谍战剧,看的是奇技对决、生死暗战。看警察剧,看的是大案纪实、贴地飞行。到了国安剧这里,观众对故事神秘感和可信度的标准同时拉高。因此,如何让观众感到步步惊奇的同时还能脱口而出一句“真实”,一直是国安剧的创作难点。
近年来,随着国安题材创作管理与指导机制的成熟,《特工任务》《绝密较量》《真心英雄》等一批国安题材剧先后涌现,主题涉及反网络渗透、科研泄密侦查、军工科研成果保卫等国安重点工作领域。

国安剧《特工任务》《绝密较量》《真心英雄》海报。(图片源自豆瓣)
这些作品在奇观感的营造上表现不俗。但在现实素材脱敏之后,如何构建艺术真实感,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
不过,在近期热播的《交锋》中,我们看到了国安剧在奇观“尺度”与真实感之间平衡的一种新可能。

《交锋》海报。(图片源于豆瓣)
宏观政治背景的真实落地
一般来说,对所表现的案件以及涉及的地域、机构等会进行严格的脱敏处理,在剧作中对真实要素进行虚化、重组,是国安剧的创作惯例。这种脱敏与虚化,首先服务于国安题材创作的保密需要。
《交锋》的突破性在于,它在坚持严格保密的前提下,拓展了真实要素进入戏剧的空间。
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在剧作中宏观政治背景、地域指向的明确。作为首部还原“台海”二十余年隐蔽战线斗争的国安剧,它将上世纪90年代因李登辉当局的分裂活动导致两岸对峙升级的背景作为故事“发动机”,让部分台湾地名、机构名、两岸民间交流开放的社会情态等不涉密的现实要素,更直接地进入戏剧叙事。
剧中人物的身份选择、潜伏方式乃至情报活动的展开,都因此获得了明确的时代依据,而非悬置在一个抽象的敌我对抗之中。
《交锋》探出的这一步证明,至少对于严肃的现实主义国安剧创作而言,真实要素的艺术化处理已经有了更大的空间。
对情报系统“小环境”的真实刻绘
国安剧,顾名思义就是对情报系统有切中肯綮的了解和摹写。
虽然受限于题材的特殊性,它很难把具体的知识、技巧展现给观众看。但情报工作的常态与原则、动力和苦衷,组织的咬合与阻塞,都可以通过专业性与人性情感的结合呈现出来。
《交锋》对两岸情报系统的呈现就做到了这一点。
对于国安系统,《交锋》开篇便借新人培训、分组等情节,把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组织具体拆解开来。外勤、内勤各有分工,情报、监听、抓捕各有所司,内勤工作看似隐身幕后,却关乎整个系统的安全。有人是“矛”,有人是“盾”,不同岗位彼此咬合,才让这个庞大的系统得以运转。
值得注意的是,《交锋》还在国安系统内部明确了一条关于“信任”的准线。没有绝对证据,就不能轻易怀疑自己人。它既是纪律,也是组织关系得以维系的基础。同时在戏剧层面,也让何春晓对师父马憇近二十年的试探怀疑和内心挣扎,有了更充分的铺陈。
台湾情报系统则呈现出另一套关系动力机制。
上下级之间的钳制、执政党对情报部门的施压,以及部门之间的倾轧、猜忌与竞争,乃至骗取经费、捏造信息,都让情报工作始终笼罩在复杂的权力关系之中。那些威逼利诱、渗透大陆的手段,也不再只是谍战技巧,背后都有具体的利益驱动和政治逻辑。
如此一来,《交锋》中的两岸情报系统便不再是抽象的代号,而成为由具体的人、关系和组织动力构成的真实情境。对情报系统“小环境”合理的艺术化虚构与刻绘,同样是《交锋》真实感的重要源头。
对情报工作者处境与心境的真实描摹
在人物塑造上,国安剧最容易被观众审视的是主角情报技巧的专业性。这也是创作者常说的人物的“脚步声”。但在此基础上,人物要想真正深入人心,还得看他的处境和心境能否让人产生共情,也就是人物的“心跳声”。
《交锋》在人物塑造上,便在后一方面下了更多功夫。
比如,国安干警何春晓、锦兰,他们假扮成情侣,十多年如一日地投入到对台湾间谍林看山的监听工作中。从一个情报“新兵”成长为单位骨干。他们既要在外部关系中周旋应酬,又要复一日地等待、记录、判断和分析。高度紧绷的工作状态,不仅挤压了其个人的身份、生活,也严重透支了身体。
如此极端的处境,他们为何能无悔坚守?
《交锋》摹写了他们的信仰、职业追求和背靠背的信任。但在夜深人静时,他们也不乏矛盾、苦闷和自我怀疑。这种融通在日常化情节和台词中的复杂心绪,成为人物真实感的重要来源。
当然,《交锋》也并非一部没有遗憾的作品。国安题材越贴近当下,现实表达的难度越高。《交锋》横跨二十余年的故事线在进入21世纪10年代后,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节奏失衡和人物反转失真的问题。比如,国安干警马憇身份的传奇化演绎,以及对台谍林看山私人情感的倾斜刻画,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物的可信度。
但这些不足并不影响《交锋》的探索价值。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让更多经过艺术处理的现实要素进入国安叙事,并在实践中重新探寻了表达边界。而创作空间,正是在这样一次次有力的探索中逐步拓展开来。(卞芸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