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恬骅

　　当下，从网络游戏的长效运营到潮玩藏品的异军突起，从网络文学“模式出海”到微短剧“本地制作”，中国创作者的原创作品与IP形象，经由数字媒介在全球范围取得了广泛的传播。从现象层面来看，从过往注重中国元素的再现，走向更加系统化、更有文化内涵的视觉表达。从作品形态来看，既有继承自通俗文学、影视、音乐等不同艺术形式的一面，也随媒介迭代而不断。这些特点共同表明，数字媒介本身成了一类特殊的文化场景，为跨地域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并带有强互动、弱关联的内在结构性特征、特性。

　　突破中国元素 走向东方神采的视觉表达

　　视觉符号是承载鲜明文化特质的形象载体。在早期对外文化传播阶段，红灯笼、笔墨、戏曲脸谱、古典宫廷建筑、传统服饰、武术、大熊猫、孙悟空等意象反复被再创作和出现。经过长期的传播实践，这些视觉元素获得了很高的文化辨识度，成为海外受众认知中国的直观标签。

　　与此同时，不少“中国元素”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原本扎根的生活基础与感知方式，简化为单纯的视觉景观。海外受众通过这些“元素”所接触到的往往是一种景观化的“中国想象”，且这种想象往往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当代生活关联已不大。随着对外文化传播走向纵深，越来越多的创作者认识到单纯依靠“中国元素”的局限性，开始尝试重新建立视觉元素与历史、与现实的关联。

　　这一方面体现在对视觉元素的系统整理上。例如，2020年，《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出版，为传统文化典籍所描绘色彩的词语与现代设计标准下的色彩体系提供了一种标准化对接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又有设计从业者、爱好者持续完善传统色谱体系，将其制作成可交互的配色工具，让承载传统美学意蕴的色彩获得了现代的存在形态。

　　另一方面，创作者不断探索以中国的方式来讲述世界故事。以网络游戏为例，“中国元素”通过对戏曲的演绎，重新激发其与流行文化的联系，固然能制造短期传播热点；但在根本上，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开始广泛采撷全球多元文化素材，赋予其中国视角下的内涵，设置基本设定、编织引人入胜的剧情。如此，已获广泛接受的视觉元素也在新的故事、新的视觉形式中重新获得内涵。

　　如果说在“中国元素”凸显的时代，先前的人们用特殊而明确的视觉形象，确立了一些能够突出中国文化特殊性的视觉语汇，那么，今天的创作者已开始逐渐突破零散、孤立的“中国元素”，尝试以视觉形式的系统性彰显文化内涵的有机联系，从而由东方神采的“语汇”走向了东方神采的“语法”。它扎根现实，溯源传统，从中华文化出发而不限于单一的历史时期与狭义的地理疆域，在纵横古今、旁征博引中不断引发新的共鸣。

　　这里所说的“东方”，是一个具备跨地域属性的文化概念，是历史上华夏各民族持续融合，与周边文明、外来文化交流互鉴长期演化形成的文明集合。而“视觉表达”，则是一个比“视觉形象”要宽泛得多的范畴，它不仅包含已经在国际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视觉元素，也包含组织视觉要素的方式和形式。因此，东方神采的“视觉表达”在文化包容力与辐射力上，都较符号化的“中国元素”有了长足发展。

　　数字媒介依赖技术 更是历史的产物

　　数字媒介作为这种突破之所兴起和依托的场域，有其天然适合跨文化传播的特征。数字媒介高度标准化、规格化的技术层面向来为论者所关注，它们既是过去种种媒介形式“再媒介化”的载体，同时也产生了互动、实时、可计算等新特性。曾经翻盖手机一方不到4英寸的屏幕和四向按键，承载了人们对移动互联的全部想象。而今，这样的界面已显得太小、太难使用，触摸成为惯常的操作方式，而1080P的“高清”之名在4K乃至8K的屏幕面前也已捉襟见肘。类似的技术更迭带来的影响，在网络文学、影视、游戏等各品类中均有所体现。

　　然而，媒介并不仅是技术。按照本雅明的观点，它是社会演变发展的一种显现，改变了“感知方式”，进而体现了“人类集体生存方式的变化”。因此，在广受关注的技术规格迭代之外，数字媒介还包含个体感知和集体历史的层面。这些技术不仅重新定义了“清晰”，而且体现了人们对视觉效果评价尺度的变化。

　　仅就互联网而言，密集、频繁的链接跳转，在诞生之初只是少数技术专家和艺术家尝试运用的手段，如今非但早已只道是寻常，而且塑造了人们浏览网络的习惯动作。类似的感知模式变化，也在作品创作上留下痕迹。21世纪最初10年的论坛用户，不得不用频繁的换行，来应对单行可显示内容有限的显示屏幕和BBS论坛系统，却在无形中赋予电子文本以写作与阅读的特定“节奏”。眼下，汪洋恣肆、动辄数千万字篇幅的网络小说，以适合手机阅读乃至自动语音播报的形式，体现的无疑是另一种“节奏”。

　　视频内容领域的感知变化或许可以说更加明显。“短视频”和“长视频”之间不仅在时间长度上有所区别，在内容题材、表达方式、拍摄手段等方面也有鲜明不同。除了这些作品层面的区别，媒介本身也在塑造不同的行为习惯：点赞、评论、转发这些从社交网站上沿用下来的交互选项，被进一步简化为双击、划走和停留，并在后台汇聚于推荐系统，调度了视频内容的分发。

　　因而从对感知方式的影响来看，数字媒介并非整齐划一的整体，其所产生的作品带有特殊的媒介历史的痕迹。这些变化同时也是更大范围内“集体存在方式”变化的缩影——从论坛到博客，再到微博、朋友圈，不同的操作逻辑显现并引发了不同的在线互动模式。理论层面抽象出的“互动性”在不同媒介和平台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样态，获得了各具差异的意义和价值。

　　塑造文化新场景 数字媒介大有可为

　　数字媒介的历史变化和其中反映并参与塑造的社会交往模式，表明它本身正在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场景。也就是说，它不仅作为媒介承载特定的文化内容与产品，而且它通过所提供的交互方式、所建立的网民之间的双向沟通，而具有特定的文化属性。

　　考察这种新的“集体生存方式”，一组对比从中显现，即强互动与弱关联。一方面，数字媒介让跨地域的实时传播变得前所未有地便捷和廉价，这保证了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可以在跨越地理阻隔的同时尽可能缩减时间的间隔。另一方面，强互动并不意味着深度而持续的互动。总体上，平台上数量庞大到无法穷尽的内容，即便细分到某种地步，也仍然包含了陌生人有关陌生议题的信息。对此，后续的“关注”和“订阅”亦无可避免地成为无数“关注”和“订阅”信息流中抽离了上下文的片段而已。

　　这组“强”“弱”的对立，可以说是现代城市特征的充分发展，让数不尽的“陌生人”取代了熟人社会中身份、地位和社会作用明确的少数成员，以更加欢迎的态度面对不同于自己的人，从而拓展了关联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可以说是它的反面：让个体在海量信息与虚拟社交中逐渐走向孤独与疏离，甚或沉浸在信息与社交的双重茧房之中，削弱了接受差异、接近他者以建构关联的能力。

　　理解这组“强”“弱”结构，突出其优势、弥补其缺陷，对于将数字媒介塑造为新的文化场景，从而更有效地实现“东方表达”多元融合的愿景，显得至关重要。事实上，从创作和传播实践来看，数字媒介中的文化传播依靠的是用户“强互动”的文化参与热情。用户自发进行二次创作的生态环境，也就是用户社区的形成和维系，往往在文化产品的内涵确立和宣传推广等关键方面发挥了比传播者乃至创作者更具决定性的作用。依靠社区的“草根”力量，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作品和文化传播的多层矩阵，从而吸引广泛的受众建立与他者文化最初的“弱关联”，进而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可能。

　　此外，“弱关联”带来的创作碎片化问题也不容忽视。为迎合即时互动需求，部分作品流于表面化、娱乐化，缺乏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甚至因过度追求流量导致同质化严重，反而削弱了文化场景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对此，有必要更加重视数字媒介自身的社会历史属性，从审美感知与社会集体的区别化层面，重新理解并把握“从技术到媒介”的过程。数字媒介作品不仅是对已有媒介手段的利用，同时也是对这一不断演变中的媒介的一种主动构建。在这个意义上，创作一部数字媒介上的作品，不仅需要隐喻地建构作品的“世界”，也是切实地改变甚至再造这种媒介本身。甚至可以说，没有现成的“数字媒介”，而只有在作品中生成的“数字媒介”。

　　数字媒介作为文化新场景的深厚潜能，需要创造性、突破性的创作不断开拓新的表达方式，需要长效的、因势利导的在线社区营造，更需要参与数字媒介交往的每一个人参与其中，共同体现东方神采、美美与共。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