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绍骞

　　由江一燕、金瀚主演的网络短剧《逆时追捕》，借助一个跨越时空联络的科幻概念，讲述了两名警察于不同时空相互协作，最终侦破一桩蒙尘十六年的连环杀人案的故事。尽管在网络短剧中本作的质量已属上乘，但这个新兴戏剧形式普遍存在的痼疾仍待克服。当创作者不再尊重各类叙事类型概念的特质与内涵，而是将其视为徒有其表的噱头与快速吸引观众注意力的手段时，作品看似填补了现代人的精神空虚，实则走向人物、逻辑或思想平面化的深渊。

　　在泛悬疑类型的剧作中，“反转”本是极为高级的叙事技巧，它本应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即在推翻观众既有认知的同时，将此前的伏笔一并串联起来，并带来别出一格的情感冲击与严密的逻辑契合。然而，在《逆时追捕》中，“反转”成了一个标签化的噱头。剧情从一起带有经典推理色彩的双胞胎诡计开始追查真凶，先是不学无术的妹妹，再是原本品学兼优却几乎被原生家庭杀害的姐姐，第三个被锚定的凶手是本地老板，此后是港商老板、外聘法医、夜总会打手，最后暴露出真正的凶手竟是出租车女司机。七次反转，就是对游戏化叙事全盘挪用，以一种“打怪闯关”的程式化演进强行取代了基于合理的现实与人性的因果逻辑。这种机械性的、嵌套式的凶手更迭，不仅破坏了经典推理叙事通过抽丝剥茧的逻辑获得推理成果的体验，更暴露出短剧为了追求快节奏吸引观众而牺牲叙事完整性与合理性的缺陷。它使得观众在快节奏的感官刺激后，陷入审美疲劳与虚无感，这正是短剧叙事文化空洞化的体现。

　　“社会派推理”源自推理小说大师松本清张对传统本格推理的突破，在推理小说三要素：凶手、动机、手法中，它刻意淡化其他二者，而着重于挖掘现实社会背景下的犯罪动机，并通过犯罪动机揭示各种社会问题。直至今日，“社会派推理”依然具有强大的叙事魔力。事实上，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不公不义，社会派创作就不会停止。因此，观众对带有社会派色彩悬疑剧的青睐，恰恰体现出国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朴素向往。如今，越来越多的国产悬疑剧尝试在案件中融入社会议题，彰显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也为观众提供了精神层面的思考。然而，《逆时追捕》中的社会派元素仅仅停留在“贴标签”的层面。例如，在叙述双胞胎姐姐为何从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沦为弑父杀妹的凶手时，作为在阶层、性别与原生家庭上居于弱势地位的人，居然是以“更大的恶制裁恶”的方式来承接的。剧作结尾，真凶的浮现也是如此。在夜总会谋生的欢场女性，被侮辱与被损害后，其反抗却是“抽刃向更弱者”，伤害自己身边同病相怜的姐妹。既然如此，剧中为何还要对犯罪的环境进行铺陈？剧集并未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批判与反思。“文学即人学。”社会派推理其实亦是如此，其核心正在于“人”字。那些遭遇不公的受害者与凶手，不应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工具人，而应是阐发人性的具体角色。它要求创作者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深挖犯罪背后的社会问题，并对此进行深刻的批判。

　　剧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跨时空连线，却因其机械降神的结尾令人遗憾。题名中的“逆时”二字已表明故事的生长点在于时空的顺逆：2011年的刑警徐卫璋在调查一起白骨女尸案的过程中，通过一个失落的大哥大与1995年的警察刘新建建立起跨越时空的联系，两人结成追凶盟约，相互协作，在时空蝴蝶效应的波及下追寻公义。然而，这一本可深耕的科幻设定，在剧作中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影视作品中早有此类跨时空通讯的悬疑推理叙事珠玉在前，诸如好莱坞影片《黑洞频率》与韩剧《信号》等，这些作品都是根据跨时空通讯这一科幻设定衍生出对于“过去不可更改”这一线性时间公理的宿命悲剧，以及蝴蝶效应所引发的难以控制的伦理悖论。而《逆时追捕》则把这种严肃的时空因果律完全降维成一种类似于“外挂”的存在，除了帮助提供破案线索之外毫无深层意蕴。不仅如此，更令人错愕之处在于，剧集行将结束时，那“预知梦”般的逻辑解释——跨越十六载的时空交错，竟被归结为主人公警察因长久工作压力而罹患精神分裂所产生的虚幻梦境。如果说前述的反转滥用与社会派标签化，还只是叙事技巧上的粗糙，那么“南柯一梦”的机械降神结局，则是悬疑创作的大忌。因为它从根本上消解了故事的真实感与人物行动的价值取向，而只呈现了一个混杂多种类型概念的叙事奇观，至于更深层次的叙事技巧、人性或社会问题讨论，则自然而然地被忽略了。

　　《逆时追捕》的“预知梦纪事”，绝不能只是剧中人的浮生一梦，更应是短剧创作者言犹在耳的创作启示。未来的网络剧会在适应时代的快节奏中找到自身的生长方式，重新找回对叙事规律的敬畏、对类型概念的尊重，以及对“人”的社会关怀。“微斯人，吾谁与归？”（方绍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