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德宣

　　《歌手》中歌王的诞生存在于两个时刻：一个在总决赛的夜里，当主持人何炅念出他的名字，歌王人选尘埃落定；另一个时刻却要早得多，散落在阵容官宣的措辞、赛前VCR的暗示、主持人的提问、热搜的标题和公众号的长文里。比赛还没结束，某位歌手已经越来越贴近故事的主角；直到名次揭晓，歌王人选其实早已植入观众的潜意识之中。

　　8月7日晚，《歌手2026》迎来歌王之战。最终，胡彦斌以28.88%的加权总票数断层夺冠。月度加权机制——胡彦斌一人享有20%的加权——在赛后引发了巨大争议。（图片源于网络）

　　《歌手》自2013年开播以来，一度被视为国内制作水准最高的音乐综艺，它也经历了2020年停播，以及2024年的重启。重启后的节目以全程直播、全开麦、不修音为噱头，重新收割了极高的关注度。即便有很高的话题度，但节目结束后真正能被反复聆听、被翻唱、被长久记住的作品却相对有限；也因此，有媒体评价其虽然破了圈，但留不住。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落差？要想理解这背后的本质，我们需要看清一个问题：歌王不仅是被票选出来的，也是被构建和叙述出来的。

　　直播越真实，节目越依赖叙事

　　全开麦、不修音、一遍过、全程直播，是重启后的《歌手》最鲜明的特征。但是其所展现出的“真实”，果真是真实的吗？

　　一次破音，可以被解释为状态不佳，也可以被宣传为孤注一掷的冒险；一次排名垫底，可以是实力不济，也可以是为下一期的“绝地反击”埋下伏笔。同一个结果，可以放进不同的故事里。录播节目可以等录制结束后，再慢慢剪辑、慢慢理顺人物弧光。但直播没有这个环节，镜头一旦给到，故事就要立刻成立，于是，角色、动机、解释方案，全部要在节目前期被分配妥当。

　　这就是一种可控的加冕。即便节目组无法精准控制每位歌手的临场发挥，也很难操控观众的实时投票，但可以通过官宣文案、选手标签、VCR素材、话题预热、选曲引导等方式，提前为目标歌手写好完整的人物剧本。等到决赛夜来临，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个铺垫了数月的大结局。直播负责呈现“真实”，而前期叙事，则让这个结果显得“理所当然”。

　　在《歌手》节目的叙事体系中，歌手们稀缺的不只是镜头呈现的机会，还有阐释自己的权利。即便节目组不操控票数，在票数完全真实的情况下，节目依然能够通过叙事，塑造观众对“谁配获胜”的理解。

　　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人物弧光”。一个完整的竞演人物通常至少具备五个要素：从哪里来、为什么来、面对什么困难、怎样的成长历程、要达到什么目的。但每季的十几位歌手中，能拥有完整弧线的始终是少数，大部分人得到的只是一个“机会”，例如提供一次惊艳，制造一次冷门，或充当中心人物的强敌等等。

　　因此节目里真正稀缺的资源，是把零散的舞台塑造成一个立体人物形象的资格，是让一次失误能够“被解释”而不是被一笔带过的待遇。谁获得了这种解释自己的权利，谁就从“选手”变成了“主角”。

　　三季歌王叙事复盘

　　《歌手》的歌王叙事主要发生在意义层面，也就是它未必知道最后一票投给谁，却能提前准备几种可以被接受的结局。因此，我们需要回到决赛以前，观察哪些人获得连续的自我讲述、失误解释、规则优势和结局性语言。

　　1、2024年歌王那英：舆论选出主角，节目收编热点

　　《歌手》重启后的首场竞演，香缇·莫与凡希亚位列前二，那英第三。舆论把一次竞赛排名迅速改写为“华语乐坛能不能打”的集体危机。“五旬老太守国门”“叶赫那拉不能输”“英子历险记”这些说法共同完成了角色塑造——“那姐”对应资历身份，“英子”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五旬老太”凸显年龄带来的直播压力，“叶赫那拉”则将个人竞演上升成为群体荣誉。节目官方及媒体顺势回应、转发并复用这些表述，将观众创造的梗推进整季叙事。此后，那英的紧张、忘词、名次波动都服务于这一叙事框架。因而那英最终夺冠时，回应了整季积累的成长和心酸。即使观众中存在争议，但这个结果以及成长历程，依然可以被津津乐道。

　　那英重返大众视野时还背负着2023年《罗刹海市》引发的舆论背景。2024年春《歌手》重启，那英官宣加盟，这也是她在风波之后的首次露面；即便距离“网暴风波”已过去大半年，此次官宣依然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炮轰；直到《歌手》第一期开播，“五旬老太守国门”的话题不仅盖过了争议事件，甚至将她的参赛上升到“民族荣辱”的高度。至此，舆论的坐标由“雅俗之争”移向“中外竞演”，观众与那英的关系，也从审判和质疑，部分转为担心、调侃与共同闯关。2024年的胜者叙事依靠节目对大众情绪的快速收编，其主角位置呈现出较强的临场性特征。

　　2、2025年歌王陈楚生：传记先于比赛

　　2025年的主角布局明显提前。2024年11月，陈楚生即作为《歌手2025》首位首发歌手被单独推出，此时距离开播尚有约半年时间。这一时间差本身即构成叙事资源，使其较其他歌手获得了多出半年的宣传曝光机会。2007年《快乐男声》冠军、此后与平台产生的分歧、解约及事业起伏，直至多年后重返湖南卫视直播竞演，被建构为一条“离开——沉潜——归来”的叙事逻辑。

　　总决赛也将这一“剧本”收束得极为精彩。在帮帮唱环节，作为陈楚生早年音乐道路的见证者，郑钧与他合唱了《赤裸裸》；在最终独唱环节，陈楚生演唱了新歌《获奖之作》，该曲歌名与其职业经历及当晚奖项形成呼应。至此，歌手传记与芒果选秀史在同一晚形成闭环，湖南卫视也借陈楚生夺冠，重新证明了其伯乐识人能力。

　　整季围绕“皇族”的质疑同样被纳入这一核心叙事之中。在决赛VCR中，陈楚生说如果他是皇族就好了，就不用每天吃安眠药入睡。实际上，他的回应真实与否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只有核心人物通常能在最高曝光时段围绕自己争议作出解释。尽管多位实力强劲的挑战者共同角逐，使结果保持了一定的不确定性，但陈楚生仍是唯一同时具备平台资深优势、个人挫折经历与成长历程的完整人物形象。

　　3、2026年歌王胡彦斌：新赛制为夺冠一路铺垫

　　2026年的胜利者叙事已经渗透进了整个赛制。本季赛制可谓眼花缭乱，存在节目组根据当晚结果临时调整下期赛制的可能。胡彦斌从官宣阶段就以唱、作、编、制兼具的“全能音乐人”身份上线，此后的跨风格选曲、改编说明和同行评价持续为这一标签背书。两次月度冠军——累计20%的歌王加权，又给了他更大的胜算。这一绝对优势，几乎等于直接预订歌王；而本届歌王的另一位有力竞争者——齐豫，却在决赛选了一首“人畜无害”的歌曲，被网友称之为“齐豫躲歌王”，该词条一度登上热搜。

　　在总决赛胡彦斌的个人VCR中，也反复提及20%加权与歌王的关系，不断提示观众，胡彦斌已处于竞争歌王的最有利位置，决赛悬念也由此被重构为“领先者能否完成加冕”的叙事。尤其是胡彦斌最后演唱新歌《生死未定》，进一步把一场竞演变成个人传记式的结尾。歌名表面保留未知，歌词却把外界定义、职业挫折与自我认可连成一条线，歌曲由此成了一种“加冕宣言”。

　　但是，这里的“可控”仍要限定边界。《歌手》不会把全部资源押在一个人身上，也无法控制直播中的失误和票选变数。通常的策略是，节目选定两三个冠军候选人，为这几位歌手准备不同的人物弧线，并把最完整的解释权和制度优势集中到核心人物身上。核心人物获胜，宣传可以迅速收束为“实至名归”；若意外落败，材料也能转写成遗憾、突破或未竟之路。

　　代价：被叙事绑定的歌，为什么留不下来

　　流量热度属于节目和歌王，代价却由音乐本身承担。想要搞清楚叙事如何介入音乐生产，选曲是最直接的入口。

　　2026年，《歌手》制片人张丹阳在采访中表示，选曲需综合歌手的个人经历、当下的表达诉求、声音适配度、版权、播出效果、编曲可行性与现场状态，节目组会给出建议，最终决定权归歌手。但实际操作中的情形要复杂得多。例如这几年不断传出歌手在临近演出时被要求更换曲目的情况；而齐豫在2026年的赛前采访中提到，她想唱《雨丝》，但加了一句“不知道导演组会不会反对”。事实是这首歌果然最终没有被演唱。这足以说明，节目已深度介入音乐生产层面，且具有近乎绝对的权力。节目或许不会指定歌曲，但是具有“否决权”。

歌手齐豫在《歌手2026》竞演舞台。（图片源于网络）

　　齐豫的《雨丝》为何最终未能出现，我们无从确知；节目组的否决是否影响了比赛结果，我们也应当保持审慎。不过，更重要的不是赛果，而在作品质量。一次临演前的换曲，意味着编曲、排练、乐队合成、舞美配合全部重来。在只有几天的准备时间里，这种变动几乎必然以牺牲音乐完成度为代价。

　　留不下好作品，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歌王叙事”与好作品之间是矛盾的。直播形式明确节目以七天为一周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胜者叙事要求每周迅速产出信息，最好一遍就能抓住耳朵，或是制造热梗，并立即接入人物的叙事框架；而一首能够被长久聆听乃至翻唱的作品，需要的是充分的创作、试唱、制作与混音。在这套机制中，歌曲首先要完成叙事任务，例如低排名之后需要反击，名次稳定之后需要突破……

　　直播的压力也限制了编曲的实验空间。越是追求不修音，歌手们就越是求稳。理性制作也更倾向于替歌手保留最有把握的音区与风格。这种风险管理本身无可厚非，却在客观上限制了编曲实验的范围，歌手们也鲜少冒险做那些有棱角、真正可能成为经典的处理。

　　另外，“不修音”常被理解为毫不加工的原声，但这一解释并不准确。任何一场电视音乐直播都离不开对话筒、扩声、监听、动态处理、混响及声像等环节的有效控制，一个录音作品是由作曲者、演奏者、制作人与工程师共同“建造”的，这意味着，人声与乐队的比例、中高低频的比例都会影响最终的呈现效果。而直播工程师必须同时照看多位歌手、现场乐队与不同的播出终端，无法像录音室那样制作出一对一的调音操作。于是常常出现这样的争议：现场听审在完整的扩声系统里被震撼，手机电视前的观众却难以获得相同的视听体验。

　　这也将问题引向最关键的一点：聆听的定型。在流行音乐中，歌可以被反复翻唱，但某个具体的录音版本又常常成为公众心中最受认可的“作品本体”。当观众第一次接触一首改编作品时，那一晚的演唱状态、播出混音、视觉情节与人物说明会共同凝结成一个初始印象；这一印象既影响听者是否愿意寻找该作品的精修版本，也决定听众此后是将其作为一件音乐作品铭记，还是只将其留存为某次排名、某次失误、某个热搜的相关记忆，最终也会影响该作品会不会被“留下来”，成为大众长久留存的记忆。

　　因此，重启之后的《歌手》难以留下好作品，根源在于竞演叙事与音乐生产节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节目希望快速制造热梗，吸引流量和收视率，从而得到更多的广告收入；他们把重心放在了如何将“剧本”写得引人入胜上，由此音乐的首要目的是服务于剧情，音乐质量本身成了配角。这样以“娱乐”为目的节目基调，如何能沉下心来打磨作品？

　　请回归纯粹！

　　本季节目质量欠佳，一度引发网友关于节目将停办的猜测，但出人意料的是，本次总决赛最后，何炅明确宣布“明年见”，这表明湖南卫视仍将延续该IP。

　　《歌手》作为华语音乐综艺的顶级IP，十多年来，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记忆，也为当今华语乐坛挖掘了众多优秀歌手；因此，观众的批评也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面对网友的情绪，笔者也深有体会。在我看来，目前《歌手》节目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

　　首先，直播的噱头和形式大于内容。直播虽然带来了现场的真实感，但也随之迎来巨大阻力。例如许多歌手不敢参加，让观众损失了很多选择。直播或许不适合每个人，也未必能真正展现出歌手真实素养。

　　其次，音乐既没走出去，也没引进来。从这一季来看，国际歌手实际处在一个结构性位置，也就是——必须要有，但质量随便，以由此彰显节目的国际属性。这一季邀请的几位国际歌手，不仅知名度一般，且风格同质化严重，基本都是欧美vocal型歌手，纯属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存在。这样的国际歌手，也就无法为节目撑起“国际化”的旗帜。

　　再次，赛制多变，公平何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季节目的赛制一定是随播随定的，节目组会根据播出数据、话题、赛果来随时调整赛制，也希望通过赛制的多变来吸引流量，但这赋予了节目组极大的“控制空间”，歌手的选曲安排可能因此受到巨大影响，从而对音乐质量产生负面作用。

　　最后，请不要再干预选曲。选曲问题一直是观众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节目组对选曲具有否定权，这极大程度上限制了歌手的自我表达，压缩了歌手的表达空间，也就降低了好作品生产的可能。一个以“歌手”为名的节目，是否真能将歌手个人的表达作为最核心的要素，这一点值得深思。（冯德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