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　单

　　前一段时间，一场关于中国戏曲术语表达的讨论甚嚣尘上。同时，一篇题为“‘Chinese Opera’正在杀死中国戏曲的出海机会”的文章引起了笔者的关注，我想就这一话题聊上几句。

　　此事缘起于5月21日到31日在上海举办的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剧目展演期间，中外戏剧人共同围绕中国戏剧如何走出“平等对话”的国际化新路径这一话题进行探讨。然而，面对文化“走出去”的语境，有关中国戏曲是该称Xiqu还是Chinese Opera的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正本清源：Xiqu是中国戏曲的专属文化称谓

　　早在2011年9月于厦门举办的第33届世界戏剧大会上，国际戏剧协会（ITI）就与中国戏剧家协会共同做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将中国戏曲的英文译名正式定为“Xiqu”，而非被广泛使用的“Chinese Opera”。相应地，各戏曲剧种也使用中文音译——京剧为Jingju（而非Peking Opera），越剧为Yueju（而非Shaoxing Opera），以此代替流传已久的西式译法。这一重磅决定当年并未掀起广泛讨论，直至今年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期间，译名议题才真正走到行业舆论中心。

　　事实上，百年前的文艺先驱早已点明了戏曲独有的艺术定位。1920年，留美学者洪深在一篇发表于《戏剧艺术》的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表述——“在中国，最典型的旧式戏剧，同样也是当代戏剧……这些戏剧才是真正的中国戏剧，因为他们保留了中国的戏剧传统”。当代著名戏剧导演林兆华也曾直言：“在中国称得上戏剧学派的，只有中国的戏曲……这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学派。”中国戏曲自成一派，这是上个世纪的文化先辈早已给出的答案。因此，面对今天的讨论，也许我们本不应该被一百年前的翻译所误导。

　　溯源反思：Chinese Opera具有西方视角下的认知偏见

　　追溯Chinese Opera这一表述的来源，要从一段历史谈起。

　　18世纪，元代戏曲家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经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翻译传入欧洲。1755年，伏尔泰将其改编为《中国孤儿》，并在巴黎上演。这一时期，欧洲兴起了“中国风”，西方戏剧家开始创作所谓的“中国剧”（Chinese Theatre），并逐渐形成一种歌剧体裁，即“中国歌剧”（Chinese Opera）。不过，此时的“Chinese Opera”概念模糊混杂，既指代讲述中国故事的西方歌剧，也泛指带有中国人物或中国布景的作品。

　　晚清国门被打开后，大量西方商人、传教士、旅行家等涌入中国。由于对中国戏曲缺乏认识和区分，他们以自身熟悉的Opera（歌剧）框架来理解概括这门东方舞台艺术。由此，Chinese Opera在19世纪末逐渐固化为一种通用表述。

　　Opera一词深深根植于欧洲的音乐戏剧传统，强调以声乐为主导的戏剧形式，这与中国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综合表演体系之间存在本质不同。强行用Chinese Opera概括戏曲，等于把本土艺术套入西方评判标准，海外观众与学者极易用西方歌剧的美学标准审视戏曲，遮蔽了戏曲独有的东方美学；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套译法隐藏着一种以西方为参照的文化等级意识，使戏曲陷入“被他人定义”的传播困境。

　　学术转向：全球学界掀起译名去西方化变革

　　20世纪，随着京剧逐渐成为中国戏曲的代表，其译名Peking Opera成为最广为人知的英文称谓。梅兰芳曾于1930年访美、1935年访苏，在西方引起了巨大轰动，Peking Opera也由此成为西方世界认知中国戏曲的核心标签。2010年11月，京剧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官方也使用Peking Opera作为其英文译名。但这种掺杂西方化与殖民化的译法引起中国学者，甚至是海外学者的质疑。

　　自21世纪初，特别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学者旗帜鲜明地使用Xiqu和Jingju作为标准学术术语。起初，一些学者还会在词语后面加注括号，如Peking Opera（Chinese Traditional Theatre/Indigenous Chinese Theatre），Jingju（Peking Opera/Beijing Opera）。但近年来，海外戏曲研究领域的学者在英文著述中，有意弃用Chinese opera / Peking opera / Beijing opera等传统译名，转而直接采用拼音Xiqu和Jingju。2011年，北京京剧院将其英文名称由Peking Opera Theatre Company of Beijing 更改为Jingju Theatre Company of Beijing。此后十余年间，该院在海外演出及新闻报道中持续使用“Jingju”这一称谓。

图片源于网络

　　2021年，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研究专家陆大伟教授（David L. Rolston）在其新书封面中，明确以“Jingju”作为标题。这一术语选择的演变过程，反映了学科领域内部对文化主体性、学术表达的精准性以及术语体系去殖民化语境所展开的深刻反思。西方学者沈静（Josh Stenberg）、刘思远（Siyuan Liu）、雷碧玮（Daphne P. Lei）等人主编的多部论文集与特刊——例如《亚洲戏剧学刊》（Asian Theatre Journal）及《戏剧研究国际》（Theat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所设的戏曲专题中，“Jingju”已被普遍视为规范用语。

David (2021). Inscribing Jingju/Peking Opera.（图片源于豆瓣）

　　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Colin Mackerras）曾在2022年CHINOPERL（中国演唱文艺）第一期发表了对陆大伟教授该著作的书评，其中亦涉及对“Jingju”一词的讨论。他指出，京剧的英文译介不仅存在一定难度，而且在中西方的学者间尚存争议。如果采用“Jingju”这一译法，其字面含义为“首都的戏剧”；但如果使用“Peking opera”，则可能被批评为将西方范式强加于中国艺术形式之上——毕竟“Peking”系北京旧称，而且“opera”一词容易使人联想到西方歌剧，其在音乐、剧本、表演及舞台呈现等方面都与中国戏曲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多数掌握英语而不懂戏曲艺术的人而言，这一表述的含义可能不易理解。

　　显然，马克林教授对“Peking opera”这一称谓也并不认同。他援引亚洲另外两个国家艺术种类的术语为例，英语中的“kabuki”指代日本流行的音乐剧形式，“gamelan”则用以描述印度尼西亚本土的音乐风格，两个词在英语中的发音均基本保留了原语言的音韵。因此，马克林教授提出疑问：为什么不能将同等的尊重与考量延伸至中国的戏曲艺术？

　　依托在地国际化传播，让Xiqu成为海外认知共识

　　译名标准化厘清了戏曲对外传播的文化身份，但术语革新不能只停留在学术和行业层面，想要真正破除海外固有认知偏见、让Xiqu深入人心，还需要有落地化、常态化的国际传播渠道，“在地国际化”项目就很好地搭建起一座打通理论研究与大众传播的桥梁。

　　2026年6月6日，由中国文联、北京大学、中国剧协联合主办的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该项目立足国内高校，组织各大院团与各高校双向选择、灵活结对，组建以梅花奖获奖艺术家为主体的特聘专家队伍，通过现场观演、专题导赏、讲座对谈、辅导体验等形式，为来华留学生及外籍人士群体提供更多近距离、沉浸式体验中国戏曲的机会，帮助其逐步了解、熟悉，进而欣赏、喜爱中国戏曲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体验过程中，得以向他们传递戏曲与京剧的规范表述。此举作为“星星之火”，可以使这些留学生与外籍人士成为传播中国戏曲的潜在种子。无论其未来是作为具备常识的观众，还是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最初接触的术语表达必将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每年都会有大量海外人士及留学生参与戏曲观赏体验活动，但是这种接触仍多停留于猎奇层面。中国戏曲艺术博大精深，唯有建立长效机制以推动“在地国际化”进程，才能持续熏陶，并培养具备实效的戏曲国际传播受众群体。2025年9月，中国与瑞典建交75周年之际，瑞典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中国戏曲文化周”活动，在京剧《三岔口》的演出中，饰演刘利华的Timothy Pilotti(天木）为瑞典籍人士，是由中国培养的优秀戏曲专业留学生。这些人才在中西文化交流和戏曲海外传播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堪称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亮丽名片。

左侧饰刘利华的扮演者为瑞典籍Timothy Pilotti （天木）。（图片源于中国戏曲学院）

　　近年来，海外文献与国内外学者对“Xiqu”和“Jingju”的使用，已不再局限于翻译技术的选择，而是演变为一场关涉文化认知正义的学术实践。这一转变既是全球人文领域“去西方中心化”趋势的具体体现，也是戏曲研究领域为确立自身学科语言独立性、超越既有美学误读框架而作出的自觉努力。这一译名演变的过程，实质上反映了中国戏曲从“被西方定义”转向“自我定义”的文化主体性觉醒历程。（董　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