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顺天

　　作为一部充满问题意识的著作，作家、学者徐兆寿的《精神的维度》的论述起点是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现状的犀利诊断。徐兆寿毫不讳言当前批评界存在的种种弊病，将其概括为一种深刻的“批评的错位”。这种错位首先体现在批评家与作家、文本之间的关系上。当下的许多批评家，尤其是学院体系内的研究者，往往带着一套先行的理论框架去“裁剪”文本，而不是沉潜到文本内部，去感受其独特的生命气息与艺术质地。批评沦为理论的奴仆，变得僵化、刻板，充满了“学院派八股文”式的晦涩与枯燥。徐兆寿对此深恶痛绝，他倡导一种回归文本、回归感性的批评，认为批评本身也应是“美文”，需要具备“感性、优美、有才情”的气质。这不仅是对批评文风的呼吁，更是对批评精神的重塑要求，批评家必须首先是一个真诚的、感受力敏锐的读者，而非理论的搬运工。其次，错位体现在批评与时代、与现实的关系上。徐兆寿批评了一种厚古薄今、对当下文学创作充满鄙夷与不屑的批评姿态。他认为，批评家不能成为精神上的“遗老”，而应具备两个核心维度：一是站在文学的本质立场上维护文学的精神，二是站在当下的维度观察，使文学与现实发生紧密而深刻的关联。这种对“当下性”的强调，并非要求文学成为现实的附庸，而是主张批评必须具备介入现实、回应时代精神需求的能力。

　　此外，更深层次的错位，是批评精神维度的失落。当文学批评过度技术化、工具化，沉迷于话语分析、结构解构时，那个关乎人性、灵魂、信仰与终极价值的维度便被悬置了。徐兆寿的诊断，正是要将当代批评从这种精神失重状态中打捞出来，使其重新面对“文学何为”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他敏锐地捕捉到，在解构了“文以载道”的传统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在获得个人化表达自由的同时，也陷入了精神资源匮乏的窘境。许多创作沉溺于身体叙事、欲望叙事、感觉叙事，其结果是将丰富、复杂的人“贬低为动物或物”，文学因而丧失了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精神引领作用，沦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这不仅仅是文学内部的问题，本质上是现代性危机在文化领域的投射。当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当福柯等后现代思想家宣判“人”的终结，传统的价值坐标系随之崩塌，人不再被视为拥有神圣灵魂和崇高理想的存在，而被还原为“欲望的所指”“肉体”或纯粹的生物学存在。这种对人的“降维”打击，导致了普遍的虚无感、存在焦虑和道德困境。因此，徐兆寿对文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一个失去了终极价值和精神向度的时代的深刻反思。

　　在此种诊断背后，是徐兆寿对“精神维度”的深切呼唤。在他看来，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其“人学”属性，在于其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与慰藉。他在书中明确提出了“伟大文学的标准”，认为真正伟大的文学必然具备理想性、人类性和“超我精神”的启示，能够为读者提供精神的提升与灵魂的安顿。从《荷马史诗》《堂吉诃德》到《红楼梦》《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将这些经典文本视为人类精神高度的标尺，以此反衬当下许多文学创作在精神格局上的贫瘠。然而，徐兆寿所构建的“精神维度”并非孤悬于空中的抽象理念。他清醒地意识到，精神若要与现实发生关联，就必须重新理解身体与欲望的位置。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身体与欲望常常被消费主义和后现代理论所解构，沦为纯粹的生理符号。徐兆寿对此进行了深刻的辩证思考。他反对将其简化为生理欲望，而是将其视为人性与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梳理了西方哲学史上关于身心关系的谱系，既看到从柏拉图到基督教传统中对身体的贬抑，也充分认识到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近代思想家“发现”身体的革命性意义。但他反对将这一发现推向极端，将人完全等同于身体或性，而是试图将身体从物化的牢笼中解放出来，重新赋予其精神的、文化的和审美的意义。在这一辩证关系中，“爱”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爱的价值”在他的论述体系中不是孤立的情感抒发，而是一种包含着同情、牺牲和荣誉感的超越性情感，它能将人的生物性本能提升至伦理和精神的高度，从而赋予人的存在以意义和价值。这种对身体与精神、欲望与道德的辩证思考，极大地丰富了“精神维度”的内涵，使其避免了空洞的道德说教，而具有了坚实的肉身根基与现实关怀。

　　进一步而言，徐兆寿通过“精神的维度”所试图重建的，是一套多层次、立体化的价值坐标体系。这首先是哲学的维度，涉及对存在、虚无、真理、信仰等终极问题的持续追问，他认为人不能回避这些根本问题，否则便会失去存在的深度。其次是伦理的维度，表现为对弗洛伊德“超我”概念的创造性转化，即对一种包含爱、荣誉、同情和牺牲精神的“超我精神”的呼唤，这是一种超越个体私欲、关怀共同体福祉的道德情操。再次是历史与文化的维度，徐兆寿的思考并非凭空而来，他将中西方文化传统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与传统的对话中寻找能够烛照当下的智慧。最后是审美的维度，文学与艺术在他的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因为“伟大文学”正是精神维度的最佳载体，它们以感性的方式呈现人性的复杂、灵魂的挣扎和理想的崇高，能够滋养和提升我们的精神世界。这四个维度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徐兆寿所倡导的、能够抵御虚无主义侵蚀的坚实精神家园。

　　在方法论层面，面对“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论的失语困境，徐兆寿没有走向简单的文化保守主义或民族主义，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具挑战性的“执中守一”之路。他深刻反思了百年来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学的“格式化”影响，对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西方思想家的精神困境亦有洞察，全盘西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也并未盲目排外，书中随处可见他对西方哲学与文学资源的征引与辨析。他所追求的，是在一个更宏大的文明对话框架下，重新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天人合一”“阴阳和合”的整体性世界观，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在与世界文明对话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融合的努力不仅体现在思想层面，更体现在其批评文体的自觉追求上。徐兆寿崇尚古典文风，偏好以“文化散文”的形式呈现研究心得，追求一种感性与理性结合的“美文”。他推崇傅雷、钱谷融等前辈批评家那种充满才情与温度的写作风格。这种文体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宣示，批评的语言不应是冰冷的、非人化的学术术语，而应是充满生命体验与审美光彩的文字。通过这种写作实践，徐兆寿试图弥合思想与文采、理论与感受之间的裂痕，让批评重新变得可亲、可感、可敬。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博士、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