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卞芸璐

“悬疑剧太‘重’了，压得观众喘不过气了”。谈起近两年的悬疑剧创作，类似的评价经常见诸业界讨论和观众的社媒表达。

这种“重”并非对悬疑剧调子低沉的盲目指控，而是指一种公式化的“深刻”：故事背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扎堆，对时代创伤和社会失序的反复咀嚼成为标配。地域形象也沉郁到近乎刻板，悬疑剧最为热衷的东北、西南两大地景，前者被固化为天寒地冻的工业衰败景观，后者则被困于挥之不去的潮湿与阴郁之中。惨案动辄十余年的延宕则成了炮制“宿命感”的捷径。与之结伴而来的，往往是在不同时间线间反复跳跃的叙事杂耍。正是这种公式化的“深刻”，将悬疑剧推向了审美疲劳的深渊。

面对“重”的诟病，曾经在大银幕上为犯罪片注入活力的“黑色幽默”，成为了悬疑剧创作者追求轻盈化的主流选择。

近来接连播出的《低智商犯罪》《迷墙》两部悬疑剧，都有用黑色喜剧手法构建的荒诞主情境。正在热播的《悬案》，虽然改编自真实大案，主打纪实风格，但在第一个单元案件《珠宝行抢劫案》中，也用黑色幽默为故事点缀了一些“苦涩的笑”。

从观众反馈来看，黑色幽默的确让悬疑剧与以往“苦大仇深”的面孔拉开了距离。它内在包含的玩世心态以及对意义的消解，则提供了一种“刚需”的情绪价值。但对黑色悬疑喜剧的全面肯定还为时尚早。它能否带领悬疑剧走出同质化的创作瓶颈，仍有待冷静审视。

用“笑”挖推理的墙脚

作为网剧强类型化发展的重要分支，悬疑剧作为国产剧的主流商业类型，已经走过近十年的快速发展期。

在此之前，涉案题材国产剧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公安刑侦剧。这类剧集以警察的办案智慧和卓绝意志为核心旨归，长于通过对真实大案要案的改编，还原一线刑侦工作细节，凭借强纪实感征服了一批批观众。悬疑剧确立类型地位后，涉案题材国产剧有了从罪犯视角打开故事的可能。经过数年的快速发展，国产悬疑剧也演化出本格推理、社会派悬疑、家庭悬疑、女性悬疑等多个风格流派。

但无论是从警察视角还是从罪犯视角打开故事，也无论分属哪个风格流派，一定程度上的“可推理性”都是悬疑剧的基本要求。所谓可推理性，就是证据、线索和真相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世界观的逻辑性。再换句话说，就是观众可以根据故事提供的证据与观察所得，推演出真凶与动机的可能性。

一部悬疑剧的风格流派往往与它的可推理性密切相关。

如果创作者把可推理性的旋钮拧到最大，那创作出的大概率就是一部逻辑至上、追求解谜乐趣的本格推理。当创作者增加一些来自社会层面的不可抗力，让真相难以推导，正义难以抵达，那拍出的很可能就是一部社会派悬疑剧。当真相的不确定性更多源于家庭伦理与性别纠葛，所谓家庭、女性悬疑剧就诞生了。而到了黑色幽默悬疑剧这里，几乎就要把可推理性调到最低。它的喜剧性来自对因果律的颠覆，对逻辑的消解，它要把观众从意义的重压之中解放出来。因此，会在线索和真相之间，填塞了大量的巧合、误会和不可抗力。

《低智商犯罪》就是一部在黑色幽默上做得比较彻底的悬疑剧。

它的情节主线概括起来，就是一次歪打正着的荒唐“下派”：因为一起后来被证明根本不存在的警察谋杀案，省局“边缘人”张一昂被下派到三江口警察局。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向来点儿背的张一昂突然爆发锦鲤体质，说的全中、蒙的全对，就算什么都没说，也有胆大心细的下属领悟“指示”推动侦办工作。凭借这份误打误撞，他意外地将三江口盘根错节的恶势力搅织成网，并最终借力打力将当地黑恶势力连锅端掉。

从可推理性的角度来看，《低智商犯罪》几乎算得上不可推理。剧中大量关键情节的因果逻辑，都建立在极致的偶然与随机性上。

比如，那个让张一昂“开局立功”的通缉犯抓捕案，他仅是为了自证清白而追查外卖员，却意外诈得她的通缉犯丈夫自投罗网。还有那块作为关键证物的限量版手表，明明已经被犯罪嫌疑人丢到了出城的货运火车上，但它就是能被扒火车的文物贩子恰巧捡到，又在后续侦办时被警察发现，成为关键突破口。还有那对极其“敬业”的笨贼，他们屡次在精妙的理论指导下锚定最佳抢劫目标，却又次次在阴差阳错间与成功失之交臂。

不过，《低智商犯罪》的荒诞感和喜剧性也就藏在这种不可推理中。这是一种对人主观能动性的讽刺和嘲笑，是对世界的混沌感和无意义性的强调。在悬疑剧中，只要这种讽刺和嘲讽主要指向那些机关算尽的犯罪嫌疑人，观众就能放下包袱开怀大笑。

幽默不彻底，就是彻底不幽默

不过，黑色幽默与悬疑剧的结合并不是只有轻盈的一面。

黑色幽默的笑是一种苦涩的笑。它源自对残酷现实和种种弊病的痛恨和无能为力。这其中含有难以表达的深沉痛苦。从根本上来说，它总是要解构掉一些约定俗成、高高在上的东西，才能抵达一种情绪释放。它的喜剧性是与讽刺性相伴相生的。

比如，《低智商犯罪》中把“表里不一”诠释到极致的地方官员方庸，就有很强的讽刺性。通过这个人物，创作者对官员的社会表演学进行了大胆解构。方庸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二手自行车上下班，从不参加应酬，还每月固定捐出部分工资做慈善。但背地里他却大肆索贿，家里摆满价值连城的古董。他扮演的清廉形象太过成功，连老婆都因不堪忍受这种“清贫”生活而选择离开。但也正是因为他的演技太好，让上级深受感动决定将他调往省城闲职养老。由此，才有了他急于在临走之前捞一笔的狮子大开口。可以说，没有对方庸这个人物夸张、极端的塑造，《低智商犯罪》的喜剧性和现实批判性都将会有很大的折损。

再比如《低智商犯罪》中的张一昂，这个人物虽然可爱却依然不乏讽刺性。与之前悬疑剧中眼明心亮、办案有方的警察不同，张一昂在成为锦鲤体质的“张局”之前，其实是个被刑侦队伍边缘化的倒霉蛋。他之所以喜欢“吟诗”，不仅是为了增加喜感，其实也是一种人物无力感的表现。生活之中的障碍多到无法改变，于是只能用一种玩世和有趣的心态去看待它们，这才是张一昂最让观众共情的地方。

另外，很多时候一个悬疑故事并不见得能容纳太多讽刺。悬疑剧的类型契约建立在一种对公理和秩序感的渴望上，其底层逻辑在于为现实世界提供一份道德慰藉：好人有好报，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公权力会庇护每一个普通人。这个类型的底层逻辑是不容解构的。如此，就让黑色幽默在部分悬疑故事中难以展开。

以《迷墙》为例，这部剧讲述了一个身陷中年危机的男主角，意外从二手别墅墙中砸出巨款，因此经历了一段过山车式人生奇遇的故事。这部剧在主角余鸣的塑造上就有些束手束脚，也因此遭到了观众诟病。若恪守“好人有好报”的道德铁律，他理当分文不取、即刻报警，但故事也随之戛然而止；若让他暗中转移、洗白巨款，那讽刺是有了但又离正义和秩序远了点。主创最终选择了一种中间路线：让余鸣先犯蠢高调炫富，复刻了《百万英镑》中有钱哪怕不能花也能让钱生钱的讽刺；随后引入各方势力围猎，上演绑架闹剧，将故事扭转为委屈好人终得好报的大团圆结局。

余鸣形象的游移，本质上是悬疑和黑色幽默的左右互搏。既要主角面对一笔没有道德庇护的飞来横财，又要他在嬉笑怒骂中全身而退。正是这种叙事上的贪心，最终让角色沦为摇摆的傀儡。

尽管黑色幽默为悬疑剧创作带来一种摆脱意义重压的可能，但很显然并非所有的涉案故事都适合用解构来呈现。

那些改编自真实大案要案的悬疑剧，或许能用黑色幽默作为点缀，但涉及公安干警的塑造和严肃的侦办过程，是万万不可随意解构的。那些追溯个人与家庭创伤史的悬疑剧，也很难在解构的狂欢中与现实建联。

当下，观众对悬疑剧公式化的“深刻”已审美疲劳，黑色幽默悬疑剧恰好以玩世不恭的姿态提供了情绪出口。

但我们也要警惕，黑色幽默和解构本身也可能沦为悬疑剧新的同质化陷阱。毕竟，只解构不建构是危险的。崇高之物跌落之后，若没有新的意义及时填补空缺，不安与偏见便会乘虚而入。而在悬疑剧乃至更广泛的涉案题材创作中，回应观众对公理与秩序的渴望，始终是那块不容解构的创作基石。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