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弘扬 李诗翊

　　由翁子光执导、刘青云主演的电影《爸爸》，改编自2010年香港荃湾享和街一宗轰动一时的真实惨案，一名15岁少年因突发精神分裂症，在家中杀害了母亲和妹妹。《爸爸》最令人意外的地方在于，它几乎主动放弃了所有可以被归纳为“噱头”的东西——没有犯罪现场的再现，没有法庭上激烈的交锋，也没有层层揭开“凶手为何走上绝路”的谜团，而是把镜头从“案件”转向了“人”。正如翁子光所说，这不是一部关于“谁杀了谁”的电影，而是一部关于“留下来的人怎么活下去”的电影。

《爸爸》海报

　　翁子光的创作动机也是被“为什么”所驱使的。他去接触事件中的人物，试图找出造成悲剧的原因。家庭隔阂？校园欺凌？抑或是外界的刺激？但是真正走近这段破碎的人生之后，他放弃了寻找答案。因为医学给出的结论是精神疾病，大脑神经递质紊乱，导致了幻觉和幻听。没有明确的诱因，所以没有可追溯的导火索，一切都像命运无端砸下的重锤。于是影片不再追问“为什么”，转而凝视“然后呢”，一个失去了妻子和女儿，儿子成了杀人犯的父亲，他要怎样度过余生的每一天？

　　这一转向决定了《爸爸》的美学选择。影片有意回避对案发过程的描写。镜头锁定在刘青云的脸上，故事从案发之后开始讲起。父亲阮永年依旧煮饭、照料捡来的猫，画面不断闪回曾经和家人一起吃饭、在茶餐厅工作、在江边骑自行车的场景。过去与现在互相交错，回忆和现实不断交叠。这种片段式的叙述，并不是为了炫技，而是对人物内心真实情感的忠实描摹。一个几乎被毁灭殆尽的人，时间感早已破碎，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前行，而是在同一个时刻、同一个伤口上不断折返。

　　承载这一切的，是刘青云“收”到极致的表演。全片没有外放的情绪爆发，悲伤都藏在了眉心间和沉默里。香港电影评论学会评价他的表演：用“收”的方式统摄演绎，在沉默和爆发之间呈现低调、幽沉和生活感，是近十年来华语影坛的标杆性表演。最让人感动的，是给妻女挑选陪葬衣物的那一幕。没有眼泪，没有台词，只有佝偻的身躯、揉眼的细微动作、欲言又止的神情。刘青云演绎的不是悲伤，而是一个人悲伤到极致、连力气都所剩无几的状态。站在金像奖颁奖台上，刘青云说：“人家真实的悲伤，我只演了个皮毛，却拿了奖。”这极致清醒的自我审视，恰恰说明了他对于这份表演的敬畏，他知道自己的表演触及到了一段真实到令人窒息的苦难，而他能做到的，只是尽可能诚实地接近它。

　　从这个角度来讲，《爸爸》的“反类型”选择，实际上是对类型片的一次更深层次的超越。它没有在“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道德界限。父亲阮永年的困境在于，他既是惨死妻女的至亲，又是行凶爱子的生父。儿子对他而言是杀死妻女的仇人，但如今又是他唯一的亲人。他无法恨，也无法原谅；他无法放手，又无法真正接纳。影片没有给观众提供任何心理层面的出口，也没有给出灵丹妙药。它只提供了一个东西，那就是时间本身。时间没有治愈一切，而是让人学会了怎样与无法治愈的伤口共处。

　　在当下的电影创作中，这种诚实表现“无解”的作品是极为少见的。我们习惯了在银幕上表现出解决问题、消解创伤、伸张正义的过程。但是《爸爸》告诉人们，一些伤痛没有答案，一些问题无法解决，承认这一点或许比创造一个完美的结局要勇敢得多。

　　《爸爸》让人联想到翁子光的另一部电影《踏血寻梅》。两部电影都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而成，都抛弃了类型片惯用的悬念和反转，把镜头对准了“留下来的人”。《踏血寻梅》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花费大量篇幅去探寻佳梅和丁子聪各自的孤独与绝望；而《爸爸》追问的是“发生之后怎么办”，不再追查原因，只是凝视后果。从“追问原因”到“凝视后果”，翁子光完成了创作的减法，也完成了立意的深化。当原因不可知、不可解的时候，电影唯一能做的，就是陪那个留下来的人，在时间的废墟里多坐一会儿。

　　影片在市场上的遇冷，也成了某种意味深长的注脚。一部囊括金像奖、亚洲电影大奖等诸多荣誉的电影，内地上映首日票房不到20万。在一个以算法推荐、情绪爽点为特点的电影市场上，一部想让观众“慢下来”的电影，注定要承受某种错位。正是由于这样的错位，才使得《爸爸》成为一面镜子，它所反映出来的不仅是银幕上那个“留下来的人怎么活”的故事，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什么样的电影值得被看见”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回答。

　　《爸爸》的意义不在于它带来了多少票房数字，而在于它让我们意识到，电影除了成为视觉奇观，也可以是一双手——轻轻地、沉默地，托举那些在命运的废墟上独自站立的人。不是每一部电影都需要给出答案，但是每一部电影都应敢于面对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正如片中父亲最终学会了和无法愈合的伤口一起呼吸一样，这部电影用一种近乎笨拙的诚实，把电影带回到它最本质的功能上，那就是陪伴。从这个意义上讲，《爸爸》不是关于慈悲，也不是关于原谅，甚至不是关于父爱，它描述了时间怎样在一个人身上缓慢而不可逆转地流淌，也记录了一个人怎样在时间的河流里学会与无法愈合的伤口共存。而这种共存，或许就展示出人对于命运最朴素、也最坚韧的姿态。

　　（作者汪弘扬系武汉轻工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李诗翊系武汉轻工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