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琦 郭钰铭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电影国际传播面临新的发展语境。如何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提升传播效能，展现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当代价值，成为中国电影“走出去”需要回应的重要命题。方言电影作为呈现中国地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其海外传播价值日益凸显。

　　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电影节作为全球电影文化交流与产业对接的核心平台，逐渐成为中国方言电影跨越文化壁垒、进入国际视野的关键枢纽。但当前的方言电影仍面临文化转译困难、类型表达单一、接受语境错位等问题。国际电影节凭借其文化准入、价值认证、资本对接与品牌建构功能，可有效助力方言电影实现从地方性、民族性到世界性的转译，从而回应新时代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命题，为中国电影民族性的国际表达提供有效路径。

　　方言电影的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

　　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更承载着一个地区的文化、历史、习俗与人文情感，方言电影也因此成为呈现中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载体。相较于普通话叙事，方言电影往往具有更强的生活质感和地域辨识度，能够以地方语言、地域空间和日常经验呈现中国社会的丰富面貌。因此，方言电影的海外传播，不仅仅是单纯的地方文化输出，更是中国文化多样性进入国际视野的重要路径。

　　在文化价值方面，方言电影的表达空间远超乡土范畴。《平原上的夏洛克》以河北方言和乡村熟人社会为基础，将农村生活经验与喜剧、悬疑元素结合起来，呈现普通农民的行动力与生活智慧；《爱情神话》以上海话塑造都市日常、女性关系和城市文化记忆；《人生大事》借武汉方言强化市井生活质感，使殡葬题材获得更强的情感亲近性；《给阿嬷的情书》则以潮汕方言、侨批文化和家族记忆连接地方历史与海外华人情感。这些作品说明，方言电影既可以呈现乡村经验，也可以进入都市生活、家庭伦理、类型叙事和跨地域记忆之中，具有较强的题材延展性和文化包容度。

　　在市场价值方面，方言电影具有一定的差异化优势。地方方言所带来的真实感、陌生感和文化独特性，有助于影片在国际电影节选片、海外版权销售、艺术院线放映和文化机构展映中形成鲜明识别度。对于海外观众和发行方而言，方言电影提供的不是同质化的商业类型叙事，而是具有作者风格、地域气质和文化记忆点的中国故事。因此，方言电影能够依托自身特色将地方经验转化为影片的文化卖点和国际传播标签。

　　电影节机制下方言电影海外发行的运作逻辑

　　国际电影节在方言电影海外传播与发行链条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它一方面通过选片、竞赛和评论体系完成影片的价值筛选，另一方面又通过市场单元、销售代理、版权交易和媒体传播，将具有地方经验和民族文化特征的影片推向海外艺术院线、流媒体平台及其他文化放映网络，其功能可从四个维度加以考察。

　　第一，文化准入功能。国际电影节作为连接方言电影与国际受众的枢纽，承担了带有可被国际观众辨识的民族性表达的影片筛选工作，通常需要影片既保留了鲜明的地域质感，又具备超越地域的情感结构与社会议题。贾樟柯电影中的山西方言、县城空间和时代变迁，毕赣电影中的贵州方言、南方地景和梦境叙事，都不是简单的地域展示，而是以地方经验承载现代化进程、个体记忆和社会变迁等更具普遍性的主题。

　　第二，价值认证功能。电影节通过奖项、媒体评论和专业评价完成价值认证，在商业市场中被视为小众元素的方言与地方空间，在电影节语境中可能被转化为具有文化独特性的标识。以贾樟柯导演的《三峡好人》、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以及毕赣导演的《路边野餐》为典型案例，通过电影节入围或获奖后进入海外视野，并获得海外版权销售与国际媒体传播的机会。电影节奖项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票房收益，却能够为方言电影的艺术价值提供权威背书，提高影片在海外销售、艺术院线排片、流媒体采购和文化机构放映中的议价能力。

　　第三，资本对接功能。方言电影中具有民族性和地域辨识度的内容，经过电影节平台的展示，可以转化为海外版权收入、国际合拍机会以及导演新作融资资源。贾樟柯的影片围绕导演品牌、制片体系、海外销售和艺术院线建立了较稳定的国际流通网络；毕赣的影片则体现出另一种路径，即以强风格影像和地方美学获得电影节关注，再借助资本进入和明星配置扩大项目体量。二者共同说明，电影节不仅制造声誉，也能够推动民族性内容向商业价值转化。

　　第四，品牌建构功能。方言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示过程也是导演品牌、地方品牌和国家文化品牌共同建构的过程。贾樟柯通过《三峡好人》《山河故人》等作品，持续塑造山西、汾阳以及中国县域社会的影像形象，使地方经验成为国际观众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毕赣则通过《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等作品，将贵州凯里、黔东南地景以及独特的时间感知转化为鲜明的作者标签。刁亦男的东北工业城市叙事、万玛才旦的藏语电影创作，也分别构成具有地域辨识度和文化独特性的导演品牌。由此可见，电影节不仅塑造单个导演的国际声誉，也在不断积累中国电影的文化多样性品牌形象。

　　方言电影海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与路径局限

　　高文化折扣导致民族文化意义在转译过程中流失。一方面，方言本身的特殊性导致字幕转译存在不可忽视的技术困难。与普通话相比，方言不仅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存在差异，更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信息。方言中的俚语、歇后语、谐音梗以及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语气词，通常需要先完成向普通话的翻译，再转译为外语。转译过程中方言电影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细节不可避免被消耗，难以通过外语字幕准确传递。另一方面，地方知识体系的理解屏障进一步加剧了民族文化意义的流失。方言电影代表着一套完整的地方知识体系，包括民俗礼仪、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社会变迁等。这些知识体系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具体体现，但对于缺乏相应文化背景的海外受众而言存在着较高的文化壁垒。

　　类型化和发行路径趋向单一。从类型格局来看，这些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认可的方言电影虽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深刻的社会意义，但大多集中于现实主义文艺片，尤其偏向苦难叙事、边缘叙事和乡土叙事，可能导致国际市场对中国方言电影形成固定期待，使得民族化表达的丰富性和当代性易被遮蔽，市井生活的温情与各民族的生活变迁等更能代表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影片相对难以进入国际传播的主流通道。从发行路径来看，方言电影的海外传播仍较大程度依赖“参展获奖→版权销售→艺术院线放映”的传统链条。但这种路径的受众范围相对有限，主要集中于电影节观众、艺术院线观众、专业影评人和高校文化机构之中，难以进入更广泛的大众传播市场。

　　接受语境的错位易使方言电影中的民族性表达偏离其本土文化语境。方言电影中的地方口音和带有前现代色彩的城乡景观，可能在跨文化接受中被纳入奇观化的凝视，甚至伴随着人道主义式的同情。此时，方言电影中的地方经验可能被简化为满足海外观众好奇心的差异化符号，使电影中的民族性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被动接受海外电影节评价体系，进而影响方言电影的创作方向与传播路径。

　　方言电影海外传播的路径优化

　　第一，建立贯穿项目全流程的海外发行支持机制。在政策支持上，可围绕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和国际传播潜力的影片，完善创作开发、国际发行、电影市场推介、版权交易、海外放映等配套扶持，尤其应重视培养既理解地方文化、又熟悉国际传播语境的翻译与发行人才，提升方言电影跨文化转译和国际市场对接能力。在产业操作上，应把国际发行前置到剧本开发、创投路演和制片规划之中，使影片在进入电影节和国际电影市场时具备更完整的海外发行条件。在评价与话语层面，优化国内评价机制，重点关注地方生活的当代性、民族文化的日常性、区域发展的时代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达，在进入国际传播前形成更清晰的文化阐释能力，减少海外市场对中国方言电影的单一化、刻板化理解。

　　第二，优化方言电影内容表达，使民族性表达摆脱单一化想象。真正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方言电影，应在民族内核与普世情感之间建立平衡关系，在保留地方民俗记忆与区域文化的同时，通过亲情、成长、奋斗等普世情感触达海外观众，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近期《给阿嬷的情书》作为一部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方言电影，在国内公映完成口碑积累后赴戛纳进行市场放映，并凭借家庭记忆、侨批文化与温情表达引发海外买家关注。《给阿嬷的情书》的传播实践表明，方言电影也可以从本土市场口碑、区域文化认同和海外华人社群共鸣出发，反向推动国际市场关注与海外发行对接。

　　第三，构建从作者品牌、地方品牌到国家品牌的递进式传播体系。方言电影的海外传播不能只依靠单部作品的偶然成功，而应通过持续的作品积累形成稳定的品牌链条。以贾樟柯作品为例，其电影长期以现实主义风格关注社会转型中的普通人命运，形成了鲜明的作者品牌；在《三峡好人》等作品中，地域空间、地方方言等元素进一步凝结为可被国际观众识别的地方影像标签；经过威尼斯等国际电影节的持续传播，这些地方经验又被纳入海外观众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现代化进程和普通人生活状态的文化视野之中。因此，方言电影的品牌建构应以作者风格的稳定输出带动地方影像标签的形成，最终汇入更加立体、多元的中国国家文化形象之中。

　　方言电影是中国电影民族性表达的重要载体，也是展示中国地域文化多样性和社会生活丰富性的有效方式。面对文化折扣、类型与发行路径单一、接受语境错位等现实困境，方言电影海外传播的路径优化，应当以电影节为起点，以民族性表达为核心，以多元传播方式为支撑，推动中国地方经验与民族形象从有限的节展空间走向广阔的国际舞台。

　　（作者张琦系北京电影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文化金融研究中心特聘高级研究员；郭钰铭系北京电影学院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