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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岳宗胜
近些年来,国产探案悬疑剧塑造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神探”形象。他们往往拥有超常的观察力和推理能力,能从最细微的线索中找到真相。与之对应的,案件是一个个经过精密设计的谜局,警察和罪犯进行着一场场高智商的较量。但是,随着这一模式被不断复制,国产悬疑剧渐渐呈现出同质化倾向,越来越多的作品沉迷于反转、烧脑、谜局,越来越多的案件被过度包装成“智力竞赛”,越来越多的人物塑造被忽略了。

《低智商犯罪》剧照
在当前的创作态势下,《低智商犯罪》算得上是一部另类的作品。它改编自紫金陈的同名小说,将荒诞喜剧与悬疑类型叠加,让人在观看中获得了更多喜感与松弛感。剧名中的“低智商”当然是一种戏谑,但它所反映的创作思路却为当下的悬疑剧创作带来了新的启发:当“神探”退场之后,探案悬疑剧是否还能成立?当案件不再依靠天才推理推动,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现真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低智商犯罪》的价值不仅为观众提供了轻松幽默的观看体验,更在于它试图让悬疑叙事从“天才中心”的想象中抽离出来,重新审视普通人的世界。
真相如何被发现:从“智力博弈”到“歪打正着”
《低智商犯罪》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叙事结构的变化上。它改变了悬疑剧发现真相的方式。传统悬疑剧一般采用线索浮现、神探推理、谜底揭晓这样的逻辑方式展开剧情。真相是理性一方所取得的胜利,也是主人公个人能力的体现。
《低智商犯罪》弱化了这种叙事逻辑,采用“三线并行,相互牵动”的叙事结构,将张一昂带队查案的侦查线、周荣团伙的利益线、方超与刘直的犯罪线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互相牵动。剧中重要的案件线索,都不是通过高超的侦查手段得到的,而是用巧合、误会、失控等方式一层层揭开。“笨贼组合”方超与刘直为了抢劫金店,贸然炸翻了下水道,却只得到了一点黄金和一尊沉重的财神像;偶遇爆炸现场的张一昂,在疏散群众的过程中捡到一封举报信,由此重新启动了五年前的旧案调查。整个剧情线索的推进,既不是计划的周密性,也不是严格按照推理来推进的,而是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巧合、误会的集合体。类似的设计在剧情中多次出现:在周荣团伙中流转的、有关案件真相的手表;储存着公安局副局长卢正交通死亡影像的手机;张一昂在三江口“屡破大案”的过程,也大多是建立在误会、错位和偶然之上的一次次“歪打正着”。
如果从现实逻辑来看,这样的安排难免带有夸张色彩。但有意思的是,观众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追剧的兴趣。因为剧中的巧合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建立在复杂人物关系网的基础之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和“算盘”,没有人能够把控全局,也正是在这种互相误判、彼此牵制的过程中,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悬疑结构,真相不再由“神探”的视角独占,而是在不同人物的行动碰撞中逐渐显现出来。正是这种带有随机性的现实经验,让该剧完成了一次对悬疑剧“理性神话”的消解。
普通人的回归:悬疑剧不必总是依赖“神探”
相对于叙事结构的创新,《低智商犯罪》在人物塑造上的新特点更值得关注。
警察张一昂不是典型的悬疑剧主角,他没有超能力,也没有“金手指”,最擅长的是朗诵诗歌。在劝阻男子轻生的楼顶,他声情并茂地朗诵艾米莉·狄金森的《我不忍与死亡共舞》,不过诗歌并没能阻止男子坠楼,他却被调离刑侦岗位,在老干部服务处一待就是五年。这样的警察形象,与传统悬疑剧中的英雄警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张一昂到三江口担任公安局副局长之后,并没有展现出神探般的才能。许多案件的突破口都有偶然性,甚至要靠身边的李茜、宋星等同事不断为他“补充解释”。张一昂的“运筹帷幄”,实际上不过是误打误撞的巧合。但是正因为如此,张一昂反而具有了难得的真实感。他不是无所不能的“英雄神探”,而是一个经历职业挫折、依然坚守岗位的普通警察。他会犯错,会迷茫,会被命运推着向前走。与其说是观众相信他的能力,不如说是观众相信“他”的存在。
笨贼方超也是一个具有现实意味的人物。他总喜欢谈商业逻辑、社会规律、成功学理论,看上去似乎比别人更懂得世界的运行规则。但是他的每一次行动都不顺利,每一次算计都会产生新的麻烦。这个人物之所以令人发笑,不单是因为荒诞,更是因为观众熟悉生活中“表演聪明”的人。黑老大周荣也与传统的“大反派”不同,他不是冷静强大的犯罪首脑,而是一个被焦虑、躁郁和恐惧不断吞噬的人。压垮他的不是警方的天罗地网,而是内心越来越失控的不安全感。贪官方庸以破自行车和诗集把自己伪装成一位廉洁的清官,苦心经营也掩盖不住他害怕丢失权力的焦虑,虚伪、贪婪的人性无所遁形。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一幅带有喜剧色彩的众生相,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欲望、局限所束缚。
这恰恰是《低智商犯罪》区别于其他悬疑剧的地方,它把悬疑故事重新回到了普通人身上,让人物不再只是破解谜题的工具,而成为观察现实的一扇窗口。
创新之外:荒诞如何避免成为新套路
不可否认,《低智商犯罪》在刑侦悬疑剧的探索上实现了突破。但是,它最大的挑战也源于它的荒诞逻辑。剧集前半部分,巧合、误会、错位的剧情不断制造惊喜,形成强烈的喜剧效果。但随着剧情的发展,阴差阳错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观众逐渐能够预见剧情发展的方式,容易造成审美疲劳。更直接地讲,当荒诞成为一种固定模式的时候,它也有可能演变成新的叙事讨论。对于悬疑剧来说,打破“神探叙事”的同时,新的类型探索仍然需要更扎实的因果支撑。
另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是张一昂的人物设定。第一集跳楼戏里,诗歌与死亡存在强烈反差,塑造人物的同时,也制造了悬念。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诗歌更多地停留在人物标签上,并没有真正参与人物成长与转变的过程,使张一昂停留在“爱念诗的警察”层面,却难以通过诗歌进一步理解他的精神世界。尽管如此,《低智商犯罪》依然为探案悬疑剧提供了一种值得珍视的创作启示。
这些年来,国产悬疑剧一直致力于打造更加复杂、烧脑的谜题、反转和更高智商的人物,却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了普通人。《低智商犯罪》所做的,恰恰是把那些被忽视的人重新拉回到舞台中心。普通人的欲望、侥幸、失误、坚持,同样可以构成一个关于真相的故事。当“神探”退场之后,悬疑剧并没有失去魅力,相反,它获得了一种更接近现实、更接近生活的表达可能。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