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薇薇

　　当前，许多人对古典谐剧的印象还停留在表面，常以为谐剧只是古希腊的一种独特且不可替代的艺术作品。其实，这样的看法将谐剧限制在了语言和风格上，忽略了其在古代社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深远影响。谐剧对古代观众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谐剧在古雅典的精彩亮相而言，它所释放的能量不仅能影响台下的看客，也启发着后世靠文字与之交流的读者，其中既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伟大哲学家，也有今天的学人、创作者、观众和读者。恰逢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行，与会专家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对话，在此背景下回顾古典谐剧这一艺术形式，对当下的艺术创作具有特别的意义。

　　诗与哲

　　说柏拉图受过阿里斯托芬的影响，可能会引起质疑，一如美国学者伯纳德特在《弓与琴》中表示，自己年轻时曾怀疑过诗歌对哲学的引领，而直到晚年重新思考荷马与柏拉图的关系时才明白之前的失误。伯纳德特认为，“与其说，诗歌是一场谎言；不如说，诗歌是知晓真理之后的言说”。

　　诗，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言说理性。诗人擅长编织美丽的故事，将不能直言的道理包蕴其中。如此，有些读不懂诗的人看到了“美丽”，而读懂了的人选择相信“美丽”。自赫西俄德的《神谱》开始，诗人便首次从缪斯身后走出来，不再做缪斯的传声筒，而要求缪斯教他们讲故事。缪斯表示，她们会把谎言说得像真话，而且乐意的时候就“说真话”，她们会教诗人“说假话有如说真话”。由此，诗人的叙述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虚构的，一个是真实的。诗人的言说就是“二而一”的，一个假话不能指向一个真话，但一个假话会引出另一个假话，所有的假话合在一起，就可以说出真话（真理）所不能说清楚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诗歌辩证法”。

　　谐剧首先是诗，因而谐剧诗也有自己的辩证法。谐剧诗，同时具有诗与戏剧的功能，这加大了其被理解的难度，却又反过来证明，它有利于表达真理，因为“搞笑”的指责有时往往胜过“严肃”的批评。谐剧依靠“笑”，在他者与自我之间制造了距离，通过嘲笑可笑之人，规避了自己落入同样丑陋、可鄙的境地。如此一来，讽刺引发的反思就成了一种提升自知之明的有效途径，因为它要求我们识别自己幼稚、理想或过于偏执和狂热的想法。借用“笑”，可以缓解承认自己错误、愚蠢和无知的尴尬，比之直面训斥，谐剧将抗拒纠错的心理成本降到了最低，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教化。

　　“笑”，也是一种启蒙。谐剧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以夸张的形式对现实问题提出疑问，这种方式引发的是愉悦，它对问题的处理表面是谐谑的，态度却是严肃的。这种方式受到尊敬和欢迎，因为它让人发笑、教人思考，即使时常也令人羞耻和刺痛。

　　阿里斯托芬深知谐剧诗的这种“笑力”（效力），他把谐剧诗的辩证法运用到了极致。表面上，他的故事天马行空、荒诞不经，里面的人物更是滑稽可笑、咎由自取；实际上，他嘲讽的不只是某个具体的人、某件特定的事，他批判的乃是一类人，影射的是一类事。

　　阿里斯托芬明白，瞬时的幽默难以长久，要想获得长期关注，就不能只是搞笑地讽刺此时此地，而要严肃地讲述普遍和永恒。因此，阿里斯托芬的故事和话题就不只是挖苦一人一事，而是跃出了雅典和城邦，延伸至世界和时代，他对和平的渴求、对哲人与城邦关系的思考、对戏剧使命的呼吁等议题的深刻剖析在今天依然备受瞩目。

　　换言之，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有着极强的现实关切，关注着贯通古今的人世生活和政治理想，尤其是雅典赫赫有名的民主制的运行，这些问题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呈现为“最佳政制”“平等主义”和“哲人王”概念，阿里斯托芬先于柏拉图给这些政治哲学命题作好了铺垫。

　　“笑”的意义

　　当然，我们就此把阿里斯托芬称为“严肃的政治哲人”或“保守的政治诗人”，一定会引起反感。因为，嬉笑怒骂难获信任，遑论评议政事。但是，倘若把“政治”一词放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从那句著名的“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来理解，那么“政治”指的就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的有序组织，或与其他城邦交往互动的模式，以及价值体系规范的邦民生活，那么“政治的”，也即“城邦的”。

　　谐剧作为戏剧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谐剧表演本身就由邦民完成，站在同是邦民的观众面前演出，一起庆祝“城邦”的节日，也就参与了共同的“政治”生活。因而，阿里斯托芬的剧作大部分都在处理政治问题，或是与公共安全息息相关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或是民主法庭混乱的陪审制度问题，或是决策机构无法有效处理政务的机制问题。阿里斯托芬极力地设计一个非凡的计划来纠正它们。

　　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人认为，谐剧玩世不恭的态度明显会降低权威意见的可信度，因而用不着把谐剧当真。有学者甚至主张终结阿里斯托芬的政治研究，回到戏剧艺术的本源。这样的号召虽凸显了“诗的艺术”，却屏蔽了“诗歌辩证法”，甚至忽略了古典谐剧最为独特的戏剧结构——插曲。

　　插曲，即谐剧诗人借歌队之口，对现实问题所做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和建议。与别的谐剧诗人一样，阿里斯托芬也经常利用插曲向观众发言。他曾借助插曲向观众坦言，自己是酒神的后代、缪斯的崇拜者。同时他提升了谐剧，因为他抛弃了低劣的搞笑伎俩，转而谈论真正严肃深刻的话题。

　　阿里斯托芬的意思是，尽管他使用了各种搞笑的手段，但他更关注严肃的意图。他想通过幽默的方式规劝观众，使大家成为更好的人，不是依靠插科打诨，而是通过讲述“什么是好，什么是正义”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阿里斯托芬是个伟大的教育家——在雅典秩序走向衰亡之际，他力求凭借酒神所赐的智慧，为邦民提供一种积极的指引。他不仅使观众得以笑对现实，更促使大家严肃地思考拯救城邦的可能路径。其方式固然犀利，效果却归于温和。尽管他以最激烈的方式撕开城邦危机的裂口，却以最温柔的方式劝谕众人“朝向正义和幸福”。

　　回顾古典谐剧的内容与结构，不是为了召唤当下创作者去“模仿古典”，文明互鉴的要义不在于复制另一种文明的成果，而在于深入理解另一种文明的塑造者，理解他们在面临困境时所采取的立场和“言说方式”，然后依据本土的材料和当下的语言，在自己的土壤上重新耕耘。

　　今天的艺术创作者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对于传统的再认识、避免创作的功利化、提升戏剧品质等，都可以从古典的创作中汲取营养。古希腊谐剧正是其中的良方之一：面对时代问题，寓针砭于诙谐，寄劝诫于笑谈。这就是古典谐剧之于当代艺术创作最根本的互鉴意义：满纸“荒唐言”，字字皆庄严。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