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金平

　　经历前年的撤档风波，由肖央、阿云嘎、古力娜扎等主演的《出入平安》在近期再度上映。作为一部商业电影，选择相对严肃沉重的灾难题材，不失为一种勇气。通过展现人物与外在环境的高强度对抗，以及在此过程中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变化轨迹，进而呼唤人性中的善良之光，这是灾难片的观影价值所在。相比于同题材作品，《出入平安》没有过分渲染灾难“奇观”，而是更多地着墨于灾难过后人性的各色表演。尤其是影片根据唐山大地震中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把镜头对准一批监狱服刑人员，这使影片展现出不同维度的戏剧张力——生存与毁灭、正义与邪恶、亲情与大义、贪婪与无私、怯懦与勇敢等等，主创有意通过这些情节与人物的对照，使影片更具“文艺片”的思想深度。

　　不过遗憾的是，《出入平安》在嫁接灾难片与文艺片的尝试中，存在一些割裂与生硬之处，使得两者的圆融并不理想，观众虽有动情或震颤时刻，但心灵的感动与净化容易被剧情的重复、情节逻辑的不合理、人物设置的生搬硬套所冲淡，从而影响了影片达到更高的艺术成就。

　　人性提纯下的刻板与失真

　　展现“灾难”本身的奇观性和视听震撼，仅仅是灾难片的“形”，它的“魂”是灾难中人的遭遇与命运，是人性的众生相。这些内容本应给观众带来“震撼”与“净化”的效果。《出入平安》在具体呈现中，有令人动容之处，但也在部分情节中陷入过度提纯的误区。

　　情节伊始，肖央饰演的郑立棍将被执行死刑，在昏暗逼仄的环境中，最初还淡定从容的他很快就被死亡的恐惧击垮。当怀孕的妻子木春桃在监区见他最后一面时，郑立棍的内心更是接近崩溃，被眷恋、遗憾、愧疚等情感压迫得难以呼吸，人性粗粝又真实的一面一览无余。地震之后，大难不死的郑立棍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他始终没有放下对妻子的惦念，义无反顾地踏上寻亲之路，人性的光谱看似质朴又感人。

　　当整座城市变成废墟，正常的社会秩序崩坏，这相当于为犯人提供了一种奢侈的自由。在看守所所长组织犯人参与救援行动时，犯人们的内心异常纠结：是趁机逃跑，还是参与救援？即便是投身抗震救灾之后，他们仍然有选择的空间：是努力表现争取立功减刑，还是消极怠工以免身陷险境？在这些两难抉择中，人性的幽深与微妙、内心的算计与犹豫，都显露无遗。

　　为此，影片设置了三种人物形象。郑立棍更加关心自己的孕妻，为此可以拒绝他人的求助；尉迟晓舍小家为大家，对于近在咫尺的妻子一度无暇一顾；而吴老六则疯狂追求兽性和贪欲的满足。在这三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极为纯粹的善、义、恶。这种处理手法虽然让人物之间的交锋更有力度，但不容回避的是，将人物的特点高度提纯，不仅忽略了人的复杂性，也使人物如提线木偶般变得空洞而刻板。

　　伦理叙事中的逻辑断裂与过度煽情

　　《出入平安》试图通过伦理叙事的方式，来缝合情节之间的裂痕，思考在解除外界束缚、秩序失控的状态中，人类能够摆脱动物本能和利益诱惑的动力来自哪里。从郑立棍关心妻子的执着信念来看，影片似乎表明，引领人类向善的不只是良知与正义感，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羁绊。例如，牛小宝时刻挂念着母亲，渴望吃到母亲做的手擀面，正是这种对亲情的珍视使他在救灾现场奋不顾身；王建仁积极救人，除了想立功减刑，也希望借此赢得心仪对象的好感；两盆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欣慰于得到了丁一勺的赞许。更感人的细节在于，郑立棍为了不使妻儿背负犯人家属的名声，积极加入救援队，甚至在最危险的地方主动求死，只是想为妻儿争取一个“烈士家属”的身份。

　　将人物置身于伦理关系网络中，使人物因伦理眷念而产生伦理担当，看起来是将人物人情化、温情化的一种策略。但这种处理手法也会令人生疑：那些服刑人员在入狱前也有伦理关系和伦理挂念，何以行差踏错？更进一步，影片为每个主要人物都安排一段情感关系，看似强调了原本孤立情境中人物的社会联系，但实际忽略了主角特殊身份的真实情况——服刑犯人何以与狱医、看守所食堂女工产生情感联结？更遗憾的是，为了煽情，许多情节已经影响到了剧情叙事逻辑，并与影片的整体情绪氛围产生了严重割裂。例如，在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的救援现场，犯人们还要为尉迟晓与小玉举办冥婚，甚至为一个男人接力完成一封情书。这种忽略了现实情境的浪漫表达，折射出主创一厢情愿的自我感动，使得伦理叙事不仅未能有效缝合裂痕，反而加剧了影片的艺术割裂感。

　　符号嫁接中的主题超载与生硬

　　《出入平安》并不甘心打造一部常规的灾难片，它有更大的主题野心。为此，影片强行向《西游记》借势，希望将人生的救赎与自我成就作一番更富哲理的阐释。然而，为了将郑立棍与孙悟空两者的形象相联系，影片的处理过于直白与重复，令人感到审美疲劳：比如郑立棍穿上美猴王的全套行头出现在废墟中时，有一群孩子惊呼“齐天大圣”；又比如他喜欢唱与齐天大圣有关的戏文；再比如郑立棍名字中的“棍”与金箍棒有一定的相关性，他妻子名为“木春桃”，暗喻猴子对树木与桃子的亲近；尉迟晓为郑立棍戴上手铐时还说了一句：“要想取得真经，就要戴上紧箍咒”。这些联系一定程度上“神化”了主角，将其打造成了一位修行者、一位破除万难追求内心满足和伦理抚慰的取经人。

　　但为了对标《西游记》，《出入平安》对许多人物进行了牵强的设置：尉迟晓长相刚毅，眉心曾被刺了一块碎片，被郑立棍戏称“三只眼”，因而他是杨戬的化身；尉迟晓对郑立棍如阴魂不散般不断追捕，亦如杨戬对孙悟空不依不饶的紧追不舍；尉迟晓有时不近人情，对职责只有机械的理解与遵守，正如神话传说中杨戬对外甥沉香的冷酷无情。在那个犯人组合中，憨厚多情的王建仁暗恋狱医白素娥，这分明是对猪八戒与嫦娥关系的搬用；牛小宝桀骜不驯但心存善念，就当是牛魔王再世；两盆半年纪最大，看起来窝囊隐忍但能为他人着想，勉强可被视为沙僧。本来，《出入平安》只要在灾难片的类型框架内表现人性的众生相，亦可体现一种令人尊敬的艺术成就，但影片的抱负不小，试图追求对人生意义形而上的诠释，强行对应着《西游记》中的人物关系，难免给人造成“不伦不类”的观感，从而导致了影片难以实现有效的道德劝诫。

　　值得肯定的是，《出入平安》放弃了对于灾难的“奇观”叙事，从人性入手、从小处着眼，然而，灾难片与文艺片的融合，终究需要扎根于真实的人性逻辑与克制的情感表达，而非依靠符号的强行嫁接与情节的刻意煽情。或许，放下主题先行下的符号执念，让故事回归生活本身的肌理，电影才能真正承载起对人性的悲悯与对生命的敬畏。

　　（作者为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